近年来，中国外交的麻烦，表面上源于美国强势重返亚洲、周边国家对中国崛起不适应，实质上源于对中国崛起“道统性”的质疑。
　　所谓道统者，认同、正统、弘道之谓也。中国为什么要崛起？中国凭什么崛起？如何反省中华原生文明从而实现中华文明复兴与创新型崛起并举，如何应因美国权力霸权与欧洲文化霸权从而开创新型中美权力关系及中欧文明关系，如何应对世界未来挑战从而开创人类文明新范式，直接考验中国崛起的合理性和合法性。这，就是所谓中国崛起的道统性。
　　从历史长时段考察，中国崛起的道统性面临“三五”挑战：
　　第一，5000年来未有之形势。中国是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世界大国，历史上却从未成为真正的全球性国家———中国历史上GDP曾占据世界的三成，与今天占一成不可同日而语，但历史上中国从未领导过世界，所谓的“天下体系”也只是东亚国际体系。这意味着传统中华文化不能自动转化为现代话语权。农耕文明不适应如今海上贸易与相互依存时代。
　　第二，500年来未有之大变局。现代知识体系是西方话语体系。中国要提升话语权，是与500年来的现代知识体系接轨和解构的问题。通过接轨赢得的话语权是有限的。那么解构呢？的确，500年来西方知识体系难以为继，世界多样性已然事实，中国国际话语权面临大发展机遇，然而终究难以企及西方在世界所取得的垄断地位。
　　第三，50年来未有之困境。50年前的中苏论战是文斗，此前的朝鲜战争是武斗。两者使中国分别与两个超级大国划清界限，赢得了新中国的国际话语权。这表明，以前的话语权是靠打出来、辩出来的。现在，改革开放基本上还是按照以西方游戏规则为主导的全球化逻辑展开的，故长期以来已经产生一种路径依赖。世界进入新战国时代，礼崩乐坏，中国无力独自打造新的国际话语权，也无法简单从西方那里争取话语权。
　　为应对上述“三五”困境，中国应实施三“大”：
　　第一，大复兴：为应对5000年之困境，中国应实现文艺大复兴，即恢复先秦时期诸子百家时代的多元思想文化，还原儒家文化作为传统文化一家之言的自然状态，同时挖掘传统中华文化之现代普世性内涵。在此基础上，将内陆文明升级为海洋文明，超越文明形成的地域限制，培养“全球中国”新身份。
　　第二，大和解：为应对500年之困境，中国应与西方实现大和解，实现普世价值的双赢———西方价值中有普世性，中国价值中也有普世性，世界各种文化价值普世性总和才接近于真正的普世价值。可持续发展观作为人类新的普世价值观，是实现中西大和解的媒介。
　　第三，大包容：为应对50年之困境，中国应走包容性崛起之路，最大限度包容对手、包容他者、包容时代。其关键是，着力阐释好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普世性，走出“传统—现代”、“中国化—西方化”、“国内—国际”的二元悖论。
　　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我们正处于近代以来中国历史上最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的重要时刻”。越是这样，我们越是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以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深入探讨中国崛起的道统性。(作者是同济大学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