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日前读到《东方早报·艺术评论》的一篇评论，对某美术学院举办艺术尖子班、为未来培养大师的高调举措，进行批评。其实，明眼人一看便知，这是眼球经济学下的一次忽悠，也许出此主意的人自己都不相信大师能如此速成。这倒引出了一个话题：大师能培养吗？还有不少艺术院校实行工作室制，把学生分到艺术家的工作室，号称在实践中学习。这种拜师学艺形式的复制和回归，就连带出与上述问题相关联的更重要的话题：拜师学艺到底学什么？
　　在当今“大师”满天飞，言必称“家”的社会风气下，谁都知道大部分是水货，嘴上叫着“大师”，其实心里没当回事。问题是，教育机构也推波助澜，高调参与忽悠，那就不得不怀疑其动机了。谁都清楚，艺术原本是人生境界修炼的一种途径和方式（当然有许多方式），是一辈子的事。如果还没入门，就让人带上极其功利的心态，心从此还能清净吗？艺术学习需要的从容和沉静还会有吗？大师是一个水到渠成的艺术修炼和提升过程，像凡·高的逗号笔触、修拉的点彩、毕加索的不断成功转型，都是在自己的修习和领悟中达到的，可遇不可求。再说，不是天下谁都能成大师的。即使成不了大师，拥有这个艺术修习并带来人生净化的过程，有何不可？
　　中国古代，尤其是宋以后，把画家分成三类：一类是画工、画师，受雇于出资人，为经济收入而作画，因此社会地位也最低，就像医生一样，受过技术训练的御医，因为他们为钱而作，不仅没有地位，也没人知晓。第二类是职业画家（当然他们也不愿承认是职业画家），他们曾经读书考试，但未能如愿入仕途，就转而从艺，艺术造诣很高，有很好的市场和艺术地位。第三类被称为文人业余画家，他们能够领取俸禄，绘画只是一种性情修养，不为钱作画，心境比较放松，而且他们的格调和社会地位也高。三个群体出于各自的动机和需求作画，无可厚非。上述的三种分类尤其是对他们的评价似有不完善之处，我们也无意对前两类画家有任何贬意，只要动机和行为一致即可。但社会对“业余”的高度评价，却令人反思。不管是否有其他的利益纠葛和私相来往，画界提倡“疏于利益，耻于谈钱”的风气，客观上推动了绘画“变成社会一种正当的文化追求，并通过艺术的方式，传达知性和礼仪内涵，从而激发社会对崇尚修养的回音”（高居翰《画家生涯》）。
　　由此可见，这儿提出的“业余”概念，包含了艺术理想和谦卑的人生态度两个方面。理想是一种远离利益追求的自我修养，至少是在艺术修习时，保持心情的纯净和超然，并由此输导出相应的动机，与社会构成良性互动的基本生产和评价机制，形成内心约束和自我克制。可见，“业余”强调的是心态和动机的提升，是超越专门的技能，免受物质利益的干扰，对艺术的非功利追求。米芾说：“心匠自得处高也”，“业余”的理想建构，显然重于技术的传承。授予渔之前，更需要先明志，立品格。以达到“从再现到心造，笔触之间实时运转，成为画家身体和情境的延伸”（高居翰《画家生涯》）。画家的身份是与人格相匹配的，在社会约定俗成中，构成笔法与画家人品的一致性。文人“业余”画家被社会称颂，在于其高雅与高洁，这些也体现在其细腻内敛的笔触中。所以，我们可以感受到他们在山水画中的惜墨如金、浓淡相济和从容不迫，也能理解他们不厌其烦地画竹兰梅菊，其象征性、富于表现、传达情感、超脱经济利益后的淡泊等，与他们的心境形成呼应，也是日常艺术活动中的一次次自然警醒。
　　真正的艺术家是谦卑的，所以也是自信的。因为艺术要靠作品说话，不是自封大师。被黄苗子、华君武、丁聪等尊为老师的漫画家张光宇，就是靠自我修习，于平静之中得来艺术成就，“业余”心态构成了大师风范。可是，张光宇生前没有自称为大师，甚至没有被称为画家。获得世界建筑大奖的建筑设计师王澍自称是“业余设计师”，谦卑之下的反讽，也是对现实的纠偏。
　　看来，“业余”概念，表面看是说画家分类，其实是你面对艺术的态度。我们暂且可以把上述对“培养大师”的真实意图的质疑放一边，也不再纠结于工作室般的拜师学艺方式。但我们更关注的是，要培养大师的“大师”们，你们还有这种“业余”心态吗？还有些许面对艺术的谦卑和超然于利益之外的艺术理想吗？陈丹青的“当下的艺术院校不可能培养真正的艺术家”的判断，稍微有点武断，但仔细想来，言语之下，还是说到了问题的根本的。我们现在的培养方式、课程的设置、导师个人的品行和艺术修养、学校的艺术气场，实在令人不敢恭维。别说培养大师了，只要别让学生沦为艺术打工者，就算是大幸了。
　　（作者系同济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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