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初，本人应联合国环境署邀请，到纽约联合国总部参加了联合国即将推出的全球绿色新政(GGND)专家咨询会议。在会议上，大家提出了当前的金融危机是“一个危机多重挑战”的命题。基于生态经济学的分析视角，我觉得对当前金融危机的深层次思考，可以解读为“一个危机三重挑战”。一个危机就是由美国次贷问题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三重挑战是金融创新泛滥的挑战、资源环境限制的挑战、人类福利门槛的挑战。因此，解决当前的金融危机，不是简单地进行经济恢复，而是需要寻求“一石三鸟”的解决方法，以便推进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而提倡绿色新政和绿色经济的意义就是在此：
　　金融创新泛滥的挑战。这是最表象的挑战，即看起来当前的危机是由于金融供给超过了实体需求而造成的。按照经济均衡的原则，这时候的做法，或者是抑制金融供给泛滥而降低流动性(短期内大量注入流动性是治标不治本的方法)，或者是刺激需求而提高增长性。如果实体经济发展没有超过地球生物物理的极限，那么，通过扩大实体经济的体量来解决当前的问题，应该是可以的。例如，前一段时间通过银根收缩来控制流动性的办法，所谓紧缩的货币政策;或者当前一段时间通过公共投资来刺激实体经济增长的办法，所谓扩张的财政政策。但是，现在的情况是实体经济的持续增长已经受到了生态条件的限制。
　　资源环境极限的挑战。这是深层次的挑战，即金融危机交织着资源环境供给与物质流量需求的不平衡。在生态极限之内的情况下，解决这个问题的思路是简单的，即只要降低人们的需求同时提高自然的供给，就可以得到新的均衡。但是，现在的情况是供给已经逼近甚至超过自然极限而难以增加，而人类需求(包括发达国家的欲望性需求和发展中国家的生存性需求)却是在不可抑制地增加。在这种情况下，再通过政府投资传统基础设施和传统耗能产业，提高基于化石能源的实体经济增长，来缓和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矛盾，就会变得没有出路。因此，明智的办法是用清洁能源以及相关产业替代化石能源以及相关产业来振兴经济(所谓结构变化之道)。
　　人类福利门槛的挑战。这是另一个深层次的挑战，即以追求经济增长为目标的传统新政，面临着是否有利于福利增加和福利分配的合理性问题。这是因为与当年的罗斯福新政不同，当前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实际上已经超过了福利门槛(即持续的经济增长不再对福利改进有明显的贡献)。真正重要的，乃是增加发展中国家的福利水平和降低发达国家内部的贫富差异。因此，当前的新政特别需要增加就业岗位和提高穷人福利等方面的考虑(因此不是简单的经济增长，而是深刻的结构变化)，这就是为什么当前的新政需要投资于民生部门的理由(例如中国的农村城市化和社会保障等问题)。
　　从以上三个方面的挑战，可以看到绿色新政不同于传统新政的真正本质，就是从追求经济增长到追求结构变化。因此，在操作上，需要综合考虑经济增长、就业增加、节能减排等三个方面的指标。只有在这三个方面都具有作用的政府投资，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绿色新政。清洁能源、生态服务(包括水资源保护等)、低碳公共交通、农村基础设施等，看起来属于这样的领域。最近，美国参议院讨论奥巴马的经济刺激方案，将原先大约9000亿元削减掉1000亿元，原则就是将没有就业意义的经济刺激项目一律减去。如果中国的4万亿元经济刺激计划，在具体操作的时候，也严格按照以上三个指标进行整合，那么，这样的绿色新政是会有利于中国发展模式转型的。
　　(同济大学可持续发展与管理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导诸大建)
　　2009年03月09日 《沪港经济》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