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本文是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及中德人文交流研究中心与澎湃新闻国际部合作推出的“同观·德国”专栏的第48篇。9月1日，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将结束此次欧洲之行最后一站对德国的访问回国。今年是中欧外交的“大年”，然而中欧关系的进一步发展不同程度上受到新冠疫情与中美关系日渐紧张的影响。在此背景下，本文作者从一个中国的欧洲和德国观察者的视角出发，对欧盟和德国提出了自己的期待。

7月1日，德国从克罗地亚手中接过欧盟轮值主席国的接力棒，直到今年12月31日，德国将在“团结起来，让欧洲再次强大”的口号下，主导和协调各成员国应对欧盟内政和外交的诸多挑战。与德国上一次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的2007年相比，无论是欧盟轮值主席国的角色、还是德国和欧盟内外的世界都已发生了巨大变化。唯一不变的，可能就是德国总理仍旧是默克尔，这种独具德国特色的政治稳定性和连续性在世界政坛纯属凤毛麟角。

不难理解，国际舆论对于作为欧盟第一大经济体和事实上主导力量的德国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的期望异常之大，普遍认为德国应该彻底接受欧盟的“积极的领导者”和“诚实的居间人”角色。美国智库大西洋理事会（Atlantic Council）总裁、著名历史畅销书作家肯普（Frederick Kempe）甚至将之提升到“史诗规模”的级别：“这个曾经通过两次世界大战给欧洲带来毁灭、自己丧失领土、分裂为冷战的对峙方的国家，能够带领欧盟稳步走出公共卫生危机、经济衰退和逐步上升的美中关系紧张的历史性考验吗？”肯普还意犹未尽地补充道，这也事关已经执政15年的默克尔本人的“历史性遗产”。

接棒欧盟轮值主席国两个月，德国干得不错

美国人的这种看法颇具代表性，虽然可能已经超出了欧盟对于轮值主席国角色的制度性安排——毕竟欧盟理事会并不是欧盟的最高决策机制和唯一神经中枢。欧盟理事会更多注重成员国之间的协调、制定欧盟法律法规和预算等工作层面事务。然而德国无疑是在欧盟处于一个历史性的时刻接手欧盟轮值主席国的：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不仅重创欧盟多国的公众卫生体系，而且让欧盟经济陷入前所未有的衰退；与此同时，欧盟与英国的脱欧谈判也应该在年内划上句号——这都是可见的挑战。

在已经公布的工作方案中，除了克服新冠疫情的影响和经济复苏、制定欧盟未来数年的财政框架、继续与英国进行谈判之外，德国还将重点关注一系列涉及欧盟未来发展的主题，如气候保护、数字化和欧洲在世界上的角色等。这一切的背景是欧盟内部南北之间、东西之间存在种种矛盾和外部世界急剧变化。总而言之，德国除了要扮好“危机经理人”的角色之外，在半年内为自己定下了雄心勃勃的目标。

迄今为止，三分之一的时间将过，德国的计划进展情况如何呢？

从克服新冠疫情的影响和经济复苏、制定欧盟未来数年的财政框架两方面来看，德国交出了令人刮目相看的答卷。这其中最突出也最具有历史意义的一点，可能要算德国放弃了自己传统的财政政策立场。

默克尔与法国总统马克龙先是于5月联手提出“新冠危机后欧洲经济复苏德法倡议”，进而在7月下旬发挥了主导和调停功能，促使欧盟27国就复苏基金和2021年至2027年的财政预算达成了框架性协议，历史性地首次接受了欧盟的债务共担。世界各国对德国和默克尔立场的转变表达了惊讶和敬意：德国的财政紧缩立场不仅深植于德国的历史文化基因，而且自2009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以来，“德国勤俭投入、南欧懒惰无度”等叙述已经成为一种在德国国内拥有广泛民意支持的“话语”，任何执政者和党派都无法逆势而为，南欧国家和某些国际舆论一再呼吁的发行欧元区债券、债务财政化等话题在德国罕有市场。

但是，在新冠疫情引发的重大社会和经济冲击下，在“欧洲计划”不进取则溃退的局面下，默克尔果断改弦易辙，这种几乎一百八十度的转身既呼应了马克龙数年来对于“法德引擎”的期待，也很可能通过一体化的财政政策推进欧盟的进一步融合，从松散的权宜式联盟迈向实质的政治和财政联盟。鉴于财政措施的施行时间和作用远远超出德国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的期限，所以默克尔和德国迈出的这一步，其经济、政治、乃至在欧洲社会文化发展方面的意义很可能要在一个更长的时间段上才能够充分显现。

在应对新冠疫情方面，德国迄今为止相对成功地控制了国内疫情的发展，没有出现重大的公共卫生危机，堪称欧洲、乃至国际的抗疫“优等生”。在最初的关闭边境、限制医疗物资出口等引起欧洲内部指责的慌乱措施之后，德国迅速转向在欧盟层面的医疗资源和抗疫政策方面的合作和互助。除了采取财政手段之外，德国还推动重塑医疗卫生供给的“欧盟主权”，并在6月初与法、意、荷组成“疫苗联盟”，一切都是为了避免第二次疫情的暴发以及尽快降低疫情对于欧盟经济和民生的冲击。从目前看来，以德国为代表的欧盟国家应对新冠疫情的措施是合理而有力的。

来自中国观察者的期待：自主和理性的欧盟

作为欧盟外部的观察者，我更关注德国提出的行动方案中有关欧盟未来走向的部分，这其中包括了欧盟对外部关系、尤其是对华关系的构想。从这个视角看来，欧盟与英国的脱欧谈判近来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经过数年拖沓的讨价还价，欧盟和英国的谈判似乎已经失焦，双方也都不认为英国无协议脱欧、回归正常而普通的双边关系意味着必然进入交恶的下降螺旋。除此之外，国际观察者普遍认为，无论是抗击疫情、气候保护，还是涉及欧盟在“数字主权”主旨下推进数字化，或者重新定位“世界中的欧盟”，欧盟与中国的关系将是德国为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期间所设定的议程能否取得积极进展的重要因素。

究其原因，不外乎中国在主要经济体中率先摆脱疫情而恢复经济正增长，德国和欧盟的经济复苏在相当程度上需要对华贸易的助力；在美国退出气候保护巴黎协定的情况下，中国也是欧盟气候保护目标的天然伙伴；在帮助非洲发展、数字化等领域，中国也是引领者之一。德国在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的行动方案中，把同中国的合作列为地缘政治的第三大要务。但是，欧盟对中国的定位，及其与中国的关系，却因美国单方面挑起的中美之间的紧张状态蒙上了阴影。

美国政府近年来高举“美国优先”，摈弃和颠覆既有的国际秩序，已是不争的事实。德国外长马斯（Heiko Maas）就曾清楚地说道：美欧关系已经发生了结构性变化，即使是民主党入主白宫也不会改变大局。然而美国的话语制造和议程设置能力仍旧具有足以魅惑西方世界的习惯性优势，其中最明显的例子就是美国政府自国内疫情失控、选情告急以来对中国采取无底线攻击和编造大量涉华谎言。不仅如此，美国还利用自己的霸权地位，阻止和干扰欧盟及其成员国与中国的合作。在追求所谓与中国“脱钩”的过程中，美国最为看重的国家和地区无疑是欧盟及其成员国。无论是从中国还是从欧盟的角度，美国因素都已经成为中欧双方关系发展，乃至世界形势中无法回避的因素。

据此，我作为中国观察者，对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的德国以及欧盟怀有两个期待：一曰自主，二曰理性。

自主，本是德国外长马斯就德国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期间对于欧盟外交政策提出的关键词。顾名思义，自主就是行为基于自己的判断，而不受外界的左右。美国国务卿蓬佩奥7月23日在尼克松图书馆演讲中煽动所谓以美国为首的“自由世界”应立即联合起来，开始为阻击和改变中国而发动一场类似“圣战”的进攻行为。试问，这能够代表德国和欧盟对于世界的看法吗？当今世界真的需要放弃和平与发展，按照意识形态的界线划分阵营、开展对抗吗？

如果德国和欧盟没有失去理智——这一点丝毫不用怀疑，那么欧洲人就有充分理由怀疑美国此种好战宣传的动机。庆幸的是，美国式的反华宣传没有在德国发布的行动方案中激起任何涟漪。我们希望，欧盟在同中国合作方面，坚持自己的价值观和是非判断，不要被美国带上去全球化、保护主义、单边主义、乃至无中生有的“新冷战”的邪路和倒退之路。如果德国能够按照此前设计的“莱比锡模式”举行因新冠疫情而延期的中欧峰会，不将峰会继续延期至美国总统大选水落石出之后的话，那么欧盟的自主性将会最大程度地受到国际的肯定。

理性，本就孕育于启蒙主义发源地——欧洲。德国和欧盟的理性精神，也应该体现在对华合作中，真正践行其向来标榜的“多边主义”。多边主义，不意味着真理“当且仅当”属于合作的一方，这里通常是指以自由民主自诩的西方。在中国百余年来从未间断向欧洲学习的同时，欧洲也应该了解到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型超大国家的文化多样性、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内部差异性、文化记忆的超稳定性等特点。

任何不带偏见的观察者，都会发现中国的国际行为始终以专注自身为线索、以共同发展为目的，而不是干涉他国，更不是打压和阻止他国发展。如果说中国在欧洲疫情暴发初期主动伸出援手让欧盟觉得自己的“面子”不好看的话，那么美国在疫情期间就“北溪二号”天然气管线（Nord Stream 2）对德国地方政府和个人发出直接威胁，不经商议削减驻德美军并部分转派波兰等，不仅威胁德国的主权、外部安全、能源安全和内部安全，而且不惜离间德国和其他相关欧洲国家之间的关系。

究竟是谁在分裂欧盟？我之所以选择这个不一定十分恰当的对比，并不是天真到主张欧盟应该在美国和中国之间选择中国，而是提醒德国和欧盟必须理性地正视当今美国所带来的不确定性。而上例中的中国，除了开足马力生产口罩等抗疫物资卖给德国和欧盟、赚取了些许利润以外，究竟是威胁了欧盟公共卫生供应链的安全，还是在欧盟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发挥了积极作用，理性而具有共情能力的欧洲人不应该得不出答案。

危机也意味着新生，欧盟的历史发展一再证实了这一点。我们希望，德国能够率领欧盟按照既定的工作方案稳步前行；我们更希望，中国能够是欧盟前进途中的陪伴型力量。

（作者是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和中德人文交流研究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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