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我这样的人，读书、思考，总与个人的存在方式、心态、情绪、感受相关，并不只是读书。而在那个年代里，有大量思想者的命运都很悲惨。
穿过红色岁月的阅读之路
□本刊记者 阳 敏
陈家琪，1947年出生于西安市，曾下乡插队，1970年代初，招工时被招进监狱当了7年的狱警。 1978年考上武汉大学西方哲学史专业研究生，师从陈修斋与杨祖陶先生，现为同济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作为一名曾经虔诚的红卫兵，陈家琪在“文革”中执著于革命与继续革命的理想。在他的家中，至今保留着当年的许多日记，里面记录着诸如“让刘某某忏悔和交待错误”的急切心情，也写到自己第一次在一张大字报上看见“人权”这个词时的讶异……一本本红封皮、印着毛主席头像和语录的记事本，纸张已经泛黄发脆，字迹也时有凌乱模糊，却尘封了那段岁月的气息。
一代新人的知识营养
《南风窗》（以下简称《南》）：当时你们这批思考问题的人，主要集中在什么年龄段？
陈家琪（以下简称陈）：“文化大革命”中真正思考问题的是中学生，特别是高中学生，而不是大学生，这很有意思，也值得研究。大约和我们下乡，还是过集体生活，而大学生们已经等着分配，等着拿工资有关。
他们成立了各式各样的读书小组，系统地列出了马克思、恩格斯的书开始读。马克思基本上是一个反叛者，他对现存的制度、政权总是持有一种批判的、反叛的态度，这在任何当权者眼中都是比较危险的。马克思在德国、法国、比利时都待不下去，只有世界资本主义的核心国家，也是他认为最具妥协性的英国收留了他，给他提供了读书、写作的条件，这本身就发人深思。
当时的我们完全是空想的、浪漫的、理想化的，但是这里面也真正体现了我们的思想、热情和献身精神。在农村插队期间，有大量的思想者的命运都很悲惨。
《南》：您到农村插队是去了哪里？
陈：陕西华县关中平原，最富庶的地方。后来三门峡水库一修，成天要防洪，因为它老是要拦水，泥沙越来越多，水就倒灌。整个关中平原原来是陕西最富的地方，现在是最穷的地方。
《南》：那个时期，对你们那代人影响很大的书籍是什么？
陈：“文革”后期对我影响最大的是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这篇文章与继续革命很合拍，讲的是要原则，不能为统一而统一。它也涉及利益的再分配问题，使我们从革命造反的浪漫中清醒过来。今天回头去看，也许拉萨尔派的“社会民主党”的思路是有道理的，当时在德国所起的实际影响也好，但“批判”告诉我们的是继续革命，要思考“根本利益”。这在当时促使许多人重新思考问题。我在下乡的时候就读《哥达纲领批判》，不是很懂，但写了一本的读书笔记。
再就是《马恩列斯论巴黎公社》，1966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把他们4个人关于法兰西内战的言论集结在一起，这本书对我们影响最大。一些人开始思考社会制度、巴黎公社原则、民主制度、直接选举等问题，大概都与此有关。
《南》：毛泽东的书对你们那一代人来说，影响很深吧？
陈：当然。首先是《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让我们了解到农民运动的真实逻辑。后来注意力慢慢从毛泽东转向马克思，去读马克思的书，因为马克思主义是指导思想。
《马恩列斯论巴黎公社》讲了最重要的几点，一个，工人是没有祖国的，（那时候是没有任何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概念的）是世界公民。我记不得是马、恩还是列宁说过，巴黎公社的工人非常可笑，当他们开始起义的时候还认为自己是法国人——你已经是全世界无产者中间的一员了，你怎么还认为自己是法国人呢？
再一个，对敌人不能心慈手软，巴黎公社失败的原因就是心慈手软。当敌人已经退到凡尔赛，你们为什么不乘胜追击呀！巴黎离凡尔赛很近的，结果人家聚集了力量反击过来。
最主要的一点，就是讲要砸烂旧的国家机器。工人阶级一旦掌握政权以后，不能把国家机器全盘继承下来，必须全盘打烂。这导致我们去想，革委会成立以后，旧的国家机器是否砸烂了？新的革委会成立以后还是原来那套运作方式，大家就开始想继续革命的必要性到底应该体现在哪里。那时候接受的马克思主义就是“彻底决裂”，一切都要从全新开始，从所谓的“一张白纸”描画最新最美的图画。
《南》：“工人没有祖国”这种国际主义观，听起来似乎很容易让人产生振奋感。
陈：当时有一本书叫《南方来信》，就是从越南南部寄出的信，说美国兵在越南南方残酷迫害越南人民，所以很多红卫兵就到越南、老挝参加当地的反美战争，不少人都牺牲在战场上。当局不让去，很多人都是偷跑过去的，那是真正有理想、有抱负的一代人，尽管今天看起来可笑至极。
那时候连解放台湾都很少提了。为什么？要解放就解放苏联，解放美国，解放非洲，解放全世界2/3受压迫的人，否则目光太短小。也许这就是当时说要教育出来的一代新人，充满献身精神，随时准备牺牲。现在我们这代人已经走上了各级领导岗位，不知如何化解心中的情结。或者自我嘲笑，比如我出版的第一本书就叫《浪漫与幽默——反省中的哲学心态》，对自己进行一番自嘲式的清理；或者吃喝玩乐，所谓看穿了；或者还想照此教育下一代。总之，在某种意义上我们这代人是共和国按照自己的理想模式培育出来的一代新人啊。
《南》：为什么《哥达纲领批判》特别引起你们的兴趣？
陈：当时要求大联合，以前造反派、保守派都分得很清楚，现在造反派、保守派都不算了，这就有一点像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和全德联合会在哥达开会联合，两个持不同意见的共产党联合起来。于是《哥达纲领批判》的现实意义就出来了。那时候我们其实读不太懂，里面讲劳动创造财富、工资制度的合理性、多劳多得，还有什么叫平等。一个什么样的“纲领”才叫“旗帜鲜明”？当大家都在迷茫中时，这个话题就很吸引人。
它给一批喜欢读书、喜欢思考的红卫兵提供了一个思想武器：我们现在是不是走上了机会主义道路？“文化大革命”好像已经过去了，大家已经忘记应该继续革命，开始妥协了。
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
《南》：看来您当时也很热衷于思考继续革命的问题。
陈：继续革命继续到哪里为止？这是一个很困惑的问题。一下子实现共产主义今天看来很荒唐，但在当时是理想。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就是在1975年的时候，张春桥写了一篇长文《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张春桥1958年就写过文章《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什么叫资产阶级法权？一个社会必须有秩序，这个秩序必须以法的形式固定下来，就是你享有什么权利，这个权利必须以法的形式保障下来。
当时没有人想到共产党获得政权以后法权是什么形式，张春桥比较早意识到这个问题，他认识到共产党夺取政权后仍然保留了资产阶级法权形式，比如8级工等级制，共产党干部分多少级，拿多少工资，住多大的房子，12级以前算高干，团级以上的干部就可以带家属等。这些都是法权，就是以法的形式规定下来哪级人享受到什么权利。张春桥认为共产党取得政权后不应该保留资产阶级法权，因为它仍是一种特权，受法律保护的特权。
后来，像顾准他们觉得我们受法国革命的影响太重，应该学学英国。英国“光荣革命”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以法的形式，把国王的权利，把贵族的权利在限定下来的同时，也固定下来，这个权利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最重要的是财产权、继承权等。这样的革命比较缓和，损失很小，就是因为它首先以法权的形式，把一些人享有的特权保证下来了。今天回头看，好像英国的社会变革比较稳定，但是当时我们认为这是资产阶级的妥协性、不彻底性。和英国革命比起来，法国革命彻底很多，上断头台，彻底决裂，与传统一刀两断。
但法国革命的口号“自由、平等、博爱”，还有德国哲学家们把理论的彻底与实践的谨小慎微区分开来却并未引起我们的注意，我们更注意的是一种“决裂”与“彻底”的精神，而且很抽象。但马克思是赞美这种精神的，认为这才是真正的现代性，所谓“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
《南》：当时你们看到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的问题应该很震撼吧？
陈：应该说不是很理解。1958年张春桥写这个的时候没有人意识到这个问题，“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又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了。这个问题合乎毛泽东心目中对共产主义的设想，大家一律平等，实行部队的供给制，你需要什么给你什么，而不是发钱发工资到商店买，可以不要商店，就让一个后勤部门给你发，比如女的就发卫生纸，男的就不发，不管你是哪一级干部。
其实这只是想象，实际掩盖了大量的特权和不平等。这是在贫穷和封锁消息的前提下可设想出来的统治方式，看起来是稳固的、平等的、合乎理想的。这真正涉及一个法的意识问题。中国人基本上没有法的意识，因为法维护的总是某种不平等的差异。我们更相信人，相信人心，所谓良知。
一名狱警的读书与思考
《南》：读完马克思的书以后开始读什么？
陈：读了马克思的书才知道黑格尔、康德，但当时找不到那些书。“文革”刚开始时，抄家和烧书，操场上一堆书，上万册、几十万册书就烧了，熊熊大火啊。当时人非常纯洁，根本没有想过自己拿回去，但也有人偷了一些书。不过我身边没有人去偷黑格尔的书，因为没人看得懂，都是偷一些文学书。还有人偷《金瓶梅》之类的，都是冒很大风险的。
插队的时候，我才从马克思那儿知道了康德、黑格尔，我就记住这些名字。很早就听人说起，“不读黑格尔，要读红格儿”，哪儿有红格儿呀，也不知道黑格尔是干什么的。后来我找到了一本《西方哲学史简编》，在这本书上才发现了这样的人名，确实是黑格尔，不是红格儿。
《南》：这本书你是从哪里弄到的？
陈：只要有意寻找，总会找到的。后来武汉大学招研究生，我发现陈修斋老师就是写《西方哲学史简编》中的一位，还有汪子嵩、张世英等人。我当然要考西方哲学史的研究生了，因为我有这本书嘛，因为我们自认为我们是被马克思的书哺育大的。
《南》：70年代初，您离开农村到监狱当了一名狱警，这对您后来的研究生涯有什么影响？
陈：那是我读书最集中的一段时间。由于要给犯人上课，讲历史唯物论、辨证法，讲劳动改造人、创造世界，讲国际、国内形势等等，基本都是规定好了的标准说法，但总想有点自己的新意，于是就看书。那时候已经有大量“内部读物”可以看了，从布迪厄的《法国革命史》一直到一些“异议分子”对苏联式的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质疑。
我们单位的党委书记是个老干部，可以领到许多大号字的“仅供内部参考”的书，我总到他那里去拿，每次都兴奋异常，然后就如饥似渴地读。我也接触了不少的政治犯，对他们的许多话进行思考。
那时候已经发现许多问题并非我们想的那么简单，比如历史唯物论，讲历史的客观性、必然性，但如何处理领袖人物的作用始终是个问题，因为那时候还在说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再比如劳动本来是很光荣、很自觉的人类活动，但现在成为一种惩罚手段，认为犯人只有经过劳动才能改造成新人，实际上劳动受到鄙视。所以像我这样的人，读书、思考，总与个人的存在方式、心态、情绪、感受相关，并不只是读书。
《读书》杂志创刊不久，我发表过一篇文章，大概就是要读社会这本大书的意思。这注定成为我思考问题的一种方式，就是对社会、对政治、对思想与实践的关系的关注。我觉得这才是人在社会生活中“原初的”或“本真的”事实本身。
小说读多了，打人下不去手
《南》：文学书对您有些什么影响？
陈：我读初中的时候，中国古典文学小说差不多都读完了，最熟的是《水浒传》。高中时印象深的中国小说有《青春之歌》、《小城春秋》、《红旗谱》、《风雷》等，但主要是读外国小说，那时候能找到的都读了，特别是俄罗斯和法国的小说。我把普希金的《叶普盖尼·奥涅金》整本抄下来，而且背下来，特别是前面的献词。《牛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铁流》这些当时是和革命联系在一起的；我决心当一个保尔那样的人，不能爱上冬妮娅。还有《战争与和平》、《复活》、《安娜·卡列尼娜》，《地下室手记》、《罪与罚》、《卡拉马佐夫兄弟》等。果戈里、巴尔扎克、莫泊桑、司汤达也总是挂在嘴边，这些书留下的印象都非常深，但对我影响最大的小说，还是《牛虻》和《静静的顿河》。
“困难时期”过后，中国的教育出现一种很奇怪也很美好的景象，学习负担不重，没有高考的压力，我们在读大量的课外书，学习只要能应付过去就行了。政治活动虽然多，但大家热情高，喜欢过集体生活。总之比现在的学生幸福多了，虽然穷。
阅读面广了，首先它使我变得比较能写，“文革”中就写大字报、写诗，至少有上百首；也变得比较敏感，富于同情心。这些都潜移默化地起作用，比如“文革”中有些问题认为可以做，比如抢档案，可以找到理由，比如怕被销毁、被转移、被篡改等等；有些事情就认为不能做，比如不能虐待俘虏，不能正而八经地审判人家，但道理说不出来。
这也与一个人的气质有关。我觉得如果我出生在二三十年代，一定会加入共产党，因为那时候的共产党就给人这么一种感觉。浪漫，富于想象力总是一件美好的事情。不过谁也想不到事情也有另一面，不但令人沮丧，而且非常可怕的一面。
《南》：这些大概就是从西方的文艺作品里来的？
陈：这是很复杂的起作用的力量。武斗基本上都是拼命了，用枪打的武斗没有参加过，但是用石头、拳头、棍棒打，我是经历过的，打得很惨。但是武斗时我没有去打人，打不下去，我想这可能跟读小说有关系。当然这只是可能。
武斗时我也要到前线去，为什么？因为不能表现得很怕死。一旦加入一个组织，只能前进，根本没有办法退出来，因为退出来两边都不讨好，这边的人会认为你是叛徒，怕死，另外一边的人也不信任你，认为你既然可以背叛那一边，也就可以背叛这一边。我当时印象很深，这一派跟那一派武斗，大家到前线去打仗想献出生命。当时我说，我也要上前线。但我的一个好朋友说，独生子不能去。我说这就是理由啊？这样不好吧，这样多怕死啊。当时根本不能退缩，但是心里非常害怕，在这个意义上，是真正面对真实的自己。这时候你才能知道《西线无战事》这部电影有多真实，而我们的一些描写战争的电影和小说有多么虚假。
《南》：在思想上对你影响最深的是什么？
陈：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首先这个题目就很吸引人，因为我们那时也老碰到“怎么办”的问题；还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
读了那么多小说，内心深处受到人道、宗教、慈悲的东西潜移默化，但是“文革”开始以后又竭力想让自己变得不顾一切、很厉害，造反、革命、打砸抢，我有时甚至觉得自己在“文革”中的狂热既有“冒充”的一面，也有与过去的自己“决裂”的一面。但是后来发现是假的，又转回来。我们这代人的思想情感就这样倒过来再倒过去。里面有真有假，到最后也就习惯了假，或者不知道什么真、什么假了。
前不久看上海新排演的话剧《牛虻》，看得我热泪盈眶。与过去完全不一样了，强化了作品里宗教的力量。总之，经过这一切，你心中的幕布开启，发现一切全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