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济大学法政学院经济研究所汪洪涛博士

    上海的新型工业化战略、江苏的沿江工业发展战略和浙江的环杭州湾产业带战略具有极大的产业同构倾向今年是“十一五”的开局之年，如何做好产业的布局和发展是关系到未来五年经济增长质量的关键和基础。

    以往的发展经验表明，地区间相互分离式的发展模式往往会影响到分工格局的形成，进而产生因产业的同构化而“撞车”的危害，由同构化带来的“撞车”会提高各地区产品的市场竞争性，并会带来诸如原材料紧张、能源价格上涨、产品市场价格下降等问题。就我国经济成长竞争力最高的长三角而言，各城市之间的产业同构化现象就非常严重。有数据表明，“十五”期间，上海与浙江的同构系数为0.76，与江苏的产业同构系数为0.82，而江苏与浙江的同构系数则高达0.97。这么高的产业结构同构系数必然会产生一系列的问题，并且，从目前的发展趋势看，长三角各城市间并未做好产业布局的协同工作。

    就制造业来说，苏、浙、沪三地在各自的“十一五”规划中，都将其作为推动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上海的新型工业化战略、江苏的沿江工业发展战略和浙江的环杭州湾产业带战略具有极大的产业同构倾向，在“两省一市”的“十一五”规划中，排在前四位的是电子信息、汽车、新材料、生物医药，趋同率达到了70%。这么高的同构化也必然会影响到长三角城市群的协同效应发挥作用，不利于城市群中不同层次城市间的产业互动，进而会阻滞长三角一体化的进程。

    其实，从世界城市群的发展演进态势来看，城市群内部都会产生自然的核心城市，然后围绕核心城市形成不同层次的城市圈层，产业的梯度演进和扩散也是沿着不同的圈层由内而外展开，进而形成产业集群，由产业集群的集聚和扩散效应拉动城市群的一体化进程，加深其联系的紧密程度，降低各城市的经济运行成本。长三角16个城市的核心城市是上海市，围绕上海市展开运作的分别是第二层次的南京市和杭州市，第三层次的城市是苏州、无锡、常州和宁波，第四层次的城市是南通、扬州、镇江、湖州和嘉兴，其余的城市都属于第五层次。这些城市在规划其发展思路时，都把接轨上海作为其自身发展的基本点，比如杭州的接轨思路是“规划共绘、交通共建、市场共享、产业共兴”；南京的接轨思路是“以江为轴、跨江发展、呼应上海、辐射周边”；苏州的接轨思路是“依托上海、实行沿江、沿路、沿海、沿城的发展战略”；宁波的接轨战略则是“虚心学习、主动接轨、真诚合作、实现共赢、打上海牌、接上海力、乘上海船、全面融入长三角”。不同层次的城市都有着不同的接轨上海，接受上海辐射或者协同上海产业发展的布局规划，不一而足。但是，在实际操作层面却难以形成城市群中的产业集群，这就影响到了长三角城市群与世界其他国家城市群的竞争力。因为，近年来各国的竞争优势形态都是以产业集群的面貌出现的。

    所谓产业集群是指一组在地理上靠近的相互联系的企业或相互关联的机构，因同处于或相关于一个特定的产业领域，由于具有共性或互补性而联系在一起的现象。产业集群作为产业生产方式的存在形态，其内部的企业是围绕关联产业和产业链而形成有机的分工与协作关系，并在内部形成充分竞争和自然选择的优胜劣汰机制，使得集群内部既竞争又协同，集群内企业与外部相比具有更强的竞争优势，主导产品在同类产品市场上占有更高的份额，处于该类产业的领头羊地位，从而提升区域经济的竞争力。

    长三角城市群的产业联系至今尚未形成明显的产业集群，“两省一市”各自为政的诸侯经济模式也严重地影响了区域产业集群的成型，虽说各省市都在其内部构建产业集群，并形成了明显的创新性(高端道路)集群和低成本型(低端道路)集群，但是，由于缺乏区域间的分工协同机制，针对重大项目在做长产业链上缺乏主动合作的动力，因而难以形成围绕产业升级、增量与存量有机结合的产业集群，从长远来看，不利于区域内各城市产业发展的持续性和根植性。

    其实，长三角城市群现有的产业特征具有比较好的形成产业集群的基础，上海以大企业为主，重点发展重工业形成制造业支柱的产业态势与其他城市以轻工业为主，主要依靠中小企业的产业发展态势可以进行互补，进而形成地区间的产业分工，增强关联性。为此，长三角各城市之间首先要明确分工，加强政府间的协调，充分运用市场机制中的动力机制来衍生出龙头企业和配套关联企业的既竞争又合作的格局；其次，各城市要充分构建有地域特色的，能够充分利用自身比较优势的产业链，以此来作为吸收国际产业转移和分工细化过程中的分工外部化和社会化的基础，进而形成低成本、高服务的供应链，在提高各城市经济效益的同时，提高长三角产业的整合度，提高长三角产业的整体竞争优势；第三，各城市之间要形成明确的税收分割机制，以此来构建“总部—工厂”在不同城市落户并展开低成本运作的持续性发展基础；第四，对于处于较高层次的城市来说，要构建与其地位相符合的产业集群并将其融入长三角产业一体化的大集群之中。要力求避免与其他城市在相同产业领域和层次上的竞争性，这一点对于上海来说，显得格外重要；第五，要形成相关领域的公共服务平台，特别是各城市政府间的联系会议制度，充分利用社会中介机构的优势，建立起定期评估报告机制，以增强相互间的协调；第六，作为龙头城市的上海，一定要发挥好引领作用，对其他城市产生利益的溢出效应，为此，必须要加快其产业能级的提升，在此，需要注意“四控”问题，即在构筑新的产业高地的时候，必须注意要控标准、控技术、控品牌、控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