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被自己的学生举报后，最让中科院院士王正敏弄不懂的，就是学生为什么会那么恨自己。

而随着昔日师生反目成仇的故事浮出水面，导师和研究生之间的矛盾也再次引发人们的思考：研究生阶段与其他教育阶段最大的不同，便是学生的科研和生活都与导师有着紧密的联系；然而，现实生活中，导师和研究生关系真正融洽的却不多。

不少人都将师生矛盾背后的深层原因，归纳为研究生教育超常规发展的负面效应。研究生扩招后，一个导师带十几个乃至几十个学生，很容易对学生无暇顾及；而通行的“项目养人”模式下的师生需求不对等，也使得师生关系易生裂隙。

双方需求不对等易生矛盾

“我周围恨导师的学生倒是很少，但对导师表示遗憾和不满的很多。”曾在西安一所985高校读硕士的夏季（化名）说。

在南京林业大学森林资源与环境学院教授李明阳看来，研究生学习期间，师生关系协调的前提条件是双方需求得到满足；而导师和研究生产生矛盾，正是因为双方的需求和目标出现了偏差。

为何双方的需求会不对等？他认为，一方面，大部分导师招生的首要目的并非培养人才，而是让学生分担科研任务；另一方面，大部分本科生读研的目的，也并非出自对科研的真心喜爱，而是作为逃避就业的手段、考取公务员和事业编的敲门砖。

“因此，在此背景下，如果研究生无法保质保量地完成科研任务，导师自然会有怨言。”李明阳说。“如果导师布置的科研任务难度过大、占用时间过多、提供的科研补助过少，让学生学位论文进展困难，毕业前夕平民教师又不能发挥人脉、帮助研究生觅得理想岗位时，学生便会心生怨言。”

“双方和谐相处的理想状态是：研究生在导师的指导下，圆满完成了导师布置的科研任务，推动导师的学术水平上了一个新台阶；与此同时，研究生本人从中掌握了坚实的专业知识、深厚的科研素养，并凭借着这些知识和素养找到理想的工作，过上幸福的生活。”李明阳说，然而，仔细分析，这种和谐共处的前提条件对于大多数院校、大多数专业并不存在：在供过于求的形势下，大多数学生毕业后所从事的岗位对专业知识或科研素养要求并不高；在“拼爹”盛行的社会氛围中，学术水平的高低在某种情况下与经济收入成反比；而且不少学生认为情商比智商重要，与其努力读书不如尽早实习、兼职，从而积累人脉提高情商。

尽管导师客观上对学生疏于指导但更多问题还是出在学生方面

夏季的硕士生导师是三级教授，同时还是学院的副院长，带了硕士、博士共50多名学生，他的主要任务就是找项目、拿经费，对于学生则无暇顾及。“没有项目，怎么评副教授、教授？”夏季说。

尽管3年间自己以第一作者发表了8篇论文，但到毕业时，夏季还没怎么见过自己的导师，导师则连他的毕业论文都没看过一眼。

因此，夏季把自己读硕士的3年形容为“导师不导，学生不学”，并认为这是普遍存在的情况——“导师爱项目，不爱学生；学生爱前程，不爱科研。”

夏季认为，“代沟”也是造成矛盾的重要原因。“越是专家，课题越多的人压力越大，所以有些导师自己是工作狂，就把学生也当作工作狂，认为他们每天待在实验室是理所当然的；自己习惯了熬夜，也习惯晚上11点还给学生打电话；老人家还喜欢拿以前的经历说事，说当年毕业时一个月就200块钱工资，住的都是没窗户的房子，非得让我们感谢现在这个时代和社会。”

中国地质科学院研究员安美建说，尽管客观确实存在着导师对研究生疏于指导的现象，但他认为，更多的问题在学生方面，“为什么上研究生呢？多数研究生无法回答这个问题，更不知道研究生阶段与大学阶段的差别。”

在安美建看来，多数研究生有着对自己不合理的定位和超高的期望。他们“还像上本科一样，希望导师告诉他一本书，然后考出好的成绩”，同时，又对导师专业外的期望太高，希望跟着有门路的导师，便于自己有个好的前途。

“两者都希望利用对方而使自己利益最大化，最终矛盾才会激化。”他认为，在某种程度上，导师被学生举报的事件正是这类矛盾激化的体现。

“项目养人”模式下研究生所得太少？

在大多数理工科专业，导师和学生的关系类似于项目里的老板和员工，很多受访的高校教授和研究生都认为，正是这种“项目养人”模式在制度上的缺陷，使得师生关系容易产生裂痕。

夏季如今在美国读博士，他感到，尽管国内外研究生培养都是“项目养人”，但在美国，项目经费完全由教授控制，一般其中有50%都要作为劳务费支出，导师能够招多少学生，完全由他的项目经费多少决定，因为一旦决定招收一名研究生，在入学前便要承诺付给他几年的奖学金。“这样的话，肯定会好好珍惜。”

在澳大利亚卧龙岗大学从事研究工作的喻海良也有同样的感受：在澳大利亚的大学，教授申请到的项目经费通常80%以上要作为人工费，而发给学生的奖学金也有最低标准，一般每年2.5万～3.5万澳元左右，而1.5万澳元便足以负担学生的生活费了，因此学生都能过上比较舒适的生活。

而中国的科研项目不但各项支出比例有着严格的“一刀切”规定，而且劳务费的比例相对较低，往往不超过20%。

中国的导师也有自己的苦衷。复旦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副研究员、博士生导师马臻举例说，一个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资助的青年科学基金项目，资助周期为 3年，如果按照2010年的资助强度20万元，其中15%可以用作发研究生科研补助计算，就是3万元；如果是30万元的项目，就有4.5万元可以用来发科研补助。但分摊到每个学生头上，每月最多也只有几百元。

“不可能给学生发很多补助，师生矛盾也不是简单地给钱就能解决的。”马臻说，作为导师，除了指导学生，他还要承担多项任务，备课、上课、开会、从事科研、申请项目、处理各种杂事，每年，光花在写项目申请书上的时间，就有1～2个月。他认为，学生进校的主要目的应该就是学习和科研，而有些学生不专心科研，因为个人私事经常不来实验室，也令他感到心力交瘁。

机制改革尚需时日 “臭味相投”是和谐的前提

由研究生扩招导致的一系列负面效应，已在近年内受到关注。在2013年3月1日教育部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教育部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育司副司长孙也刚强调，今后研究生教育将从注重规模发展转变为注重质量提升。为防止“导师不导”现象，近年来，各高校、科研院所也纷纷出台规定，限制每位导师每年的招生人数。

不过，“项目养人”模式仍然是世界范围内的通行方法。马臻建议，鉴于这一做法在短期内得不到解决，一方面，应加强导师的职业发展辅导，作为导师，就应该多和研究生在一起，不但要指导科研业务，而且要多了解学生的思想动向和生活困难，甚至和学生去食堂吃饭；同时，也要加强对研究生的学风教育和过程监督，建立清退机制。

在马臻看来，在现实生活中也有很多好的导师，比如他自己读博的导师，虽然也是“放羊型”的，每年在实验室见到他不超过5次，但他把学生都看作独立的科学家，和学生像同事一样探索科学问题，因此放手让学生去实践。

“好的导师培养人、提携人，但是平庸的导师利用人，把人当作有手的工具。选导师不能只是看光鲜的外表、职务、履历、发表文章，还要看人品和是否愿意并有能力提携后辈。”马臻说。

安美建则认为，“项目养人”并非一无是处，导师的科研项目是学生进行研究生学业的经济基础和科学基础，学生的开销要从项目里出，其研究生学业方向的合理性也来自项目的合理性。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导师和学生间‘臭味相投’是达到和谐的最简单条件。”安美建将不同的导师概括为“放羊人型”、“公司老板型”、“保姆型”、“玉皇大帝型”、“唐僧型”等，他认为，在刚开始进行双向选择时，学生就需要选择与自己“臭味相投”类型的导师，从而顺利完成从学生向科研工作者的转变。如果选择的导师不适合自己，无法完成项目的工作，就应该及时更换导师或退学，这也是国际惯例。“不能对导师有任何专业之外的期望。在国际上，导师都是把研究生带进某个领域的领路人，导师领进门，修行还是靠个人。”

喻海良也认为，正因为导师和研究生是双向选择关系，因此有必要加强研究生入学前的教育。学生在选择导师之前，就必须有足够的认识，如果选了有行政职务的导师，就要做好见不到导师的心理准备，而不要抱怨导师不负责任；而导师在招生的时候，也应该告诉学生自己是否有行政职务，每个星期能有多少时间用于科研和指导，如果无法满足学生的期望，应该尽早说明。

回想起自己在国内的研究生阶段，夏季觉得，“在最渴望知识，对科学最抱有热情的时候，却未能很好地汲取养分。”

总结自己找导师的教训，他认为当时太过注重导师的名气和地位了。“指导自己的老师是否负责，是否有科研素养，才是最关键的。”因此他觉得，学生在找导师时不能太盲目，“不能专门找院士、长江学者，或者行政级别高的，他们往往最没时间指导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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