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在全球化的今天，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浪潮正在滚滚而来。然而，不容忽视的是，国际化极有可能演化为“美国化”“英国化”或是“欧洲化”。“跟跑”欧美发达国家，似乎还是许多国家高等教育无力挣脱的局面。本文作者在这一似成定论的僵局中提出“亚洲元素”观点，认为亚洲尤其是东亚地区的国家和地区一流高校云集，已呈现出形成世界高等教育第三极的趋势，中国作为其中主要的力量，要在这一趋势的形成中发挥出自己的影响力，从而在竞争激烈的国际高等教育舞台上找到新的立足点，读来颇受启发。
面对教育全球化，我们在担心什么
在全球化的今天，知识、人才、科学技术、学术研究的流动都是全球化的，这已成为世界潮流。无论是人才培养，还是科学研究，高校如果不在全球化的大格局中加以考虑，那么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培养世界一流人才、产出世界一流成果，都不太可能。当前，对于全球化思潮在中国引发的思考主要有两种，第一是必须跟上世界发展的节奏，遵循世界发展的游戏规则。正如有学者认为，中国已经进入全球化时代，只有谙熟全球化游戏规则，才能不受制于别人。但是也有很多人持有复杂的心态，就高等教育而言，与意识形态无关的部分，比如科技论文的发表以及工程师培养规格和资格认证等，可以与世界接轨，但是事关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部分，只要与意识形态相关联，态度则有不同，他们的基本共识是：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对教育全球化，应保持必要的警惕。概而言之，中国学者对教育全球化主要有以下四种忧虑：
担心教育全球化让中国高等教育沦为英美高等教育强国的附庸。当前，英美国家高等教育仍然是最为发达的，就教育标准而言，由英美主导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如此发展下去，全球化的结果就有可能蜕变为“美国化”“英国化”或“欧洲化”。英美等国以他们的高等教育作为世界的基本范式，大肆推广其办学体制和大学发展经验，对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高等教育呈现“挤压”态势，“西方大学文化的侵略性”的意图是明显的。因此，有学者认为，即便经济可以全球化，但文化不可全球化，教育不可完全全球化。
担心中国人才外流。在高等教育国际化过程中，最令中国担心的就是人才外流。1978～2011年，中国共有各类留学人员111万人，留学回国人数虽然达到了82万人，占72%，但仍然有30万人滞留海外。全球化教育进程中，“国际人”的概念被发达国家大肆传播，一个人对事业或专业的忠诚，可以超越对民族或国家的忠诚。这种思想自然会加速人才的国际流动，特别是从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的流动速度。这样的流动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是巨大的，且是破坏性的。
担心全球化带来政治和社会的不稳定。发生在北非西亚的“颜色革命”让很多中国学者看到了这样一个事实：西方国家的冷战思维犹在，霸权意识尚存。西方国家借助于语言、传媒和网络的影响力，推销所谓的普世价值，针对意识形态不同的国家实施各种形式的颠覆活动，如果任全球化思潮蔓延，势必给发展中国家带来危机，轻则激化社会矛盾，重则导致国家内乱。
担心中国文化不能有效传承下去。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和国际学术交流与合作的推进，一些人担心中国文化传统的传递遭到扭曲甚至中止。中国在国际化的进程中虽然获得了经济发展，财富迅速获得了增长，但同时出现了文化危机。而文化危机的本质就是价值危机。传统的道德秩序在全球化的冲击下几近崩溃，两千年积淀下来的中国文化传统岌岌可危。一旦中国文化传统失去了力量，那么文化优势将逐渐式微。没有文化优势的中国，将难以形成有影响力的综合国力。
虽然顾虑重重，但中国大学仍坚定迈出国际化步伐
在1997年的亚太金融危机中，中国被推到了亚洲的中心，在2009年的全球气候大会中，中国又被推到了世界的中心。在此背景下，肩负国家民族未来使命的中国高校，面临着如何让我们的高等教育面向世界这一迫切的问题。因此，尽管对教育全球化持有复杂的心理，但中国大学仍坚定迈出国际化步伐，中国高等教育的全球化不仅推进速度快，而且成果丰硕。具体可概括为六方面：
科研投入直线上升。中国大学科研投入增加的速度不仅超过了美国和英国的高校，而且也超过了日本、韩国和中国香港地区的高校。我国高校，特别是985大学，十分看重大学的国际排名。提高大学排名的手段是要加大科研投入，争取更多国际发表。与之相应的是，中国大学在国际大学排行中的地位也在发生变化。10年前，中国大学进入世界排行500强的，还不足10所；到2012年，达到了28所，国际论文发表的总量也随之增加。
来华留学生发展速度快。2011年，来华留学人数达到292611人，分布在全国的660所高校中，生源国家和地区达到了194个，这一良好势头一是因为政府鼓励性的政策，二是因为各高校的努力。我国提出了“到2020年，留学生规模要达到50万人”的新目标，各省市也努力创造条件，扩大本地区的留学生规模。北京颁布《留学北京行动计划》，提出到2020年吸引15万留学生的目标，上海提出了8万留学生的目标。江苏、浙江和云南等省也都提出了留学生教育的具体目标。如果诸多目标达成，到2020年，中国有望成为亚洲最大的留学目的地，甚至成为全球留学生主要接受国之一。
鼓励学生获得国际教育经历。国际经历主要分为学生交换、海外实习、国际会议和文体交流等形式，时间在一年左右。一些名牌大学为提高毕业生的竞争力，拓宽海外交流渠道，竭力推进学生出国学习和实习。近几年，中国顶尖工科大学开始实施卓越工程师培养计划，培养计划中规定学生必须出国学习一年。可以预见的是，未来获得国际经历的中国学生将会进一步增加。
重视引进海外人才，大力发展引智事业。中国引进海外智力，有着悠久的历史。近20年来，选聘海内外专才为中国大学科研教学提供服务，越来越受到政府的鼓励。2012年，中国共聘请外国专家35727人次，规模为历史最高。“长江学者计划”以及东方学者、泰山学者、珠江学者等品牌的地方引智计划，都在吸引人才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与之相应，各研究型大学也通过政府和其他渠道的经费广聘海外专家，仅以清华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为例，分别吸引的姚期智教授和吕克·蒙塔尼教授，都是本学科的翘楚，人才引进的高端化倾向日趋明显。
推进国际合作，举办合作办学项目。中国在推动中外合作办学项目上，形式灵活，注重效益和质量。目前共有五所中外合作办学的高等教育机构，他们分别是西安交通大学与利物浦大学合作建立的西交利物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与纽约大学合作的上海纽约大学；宁波大学与诺丁汉大学合作的宁波诺丁汉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与香港浸会大学合作在珠海举办的联合国际学院（UIC），此外上海中欧工商管理学院，也是成功的范例。而以项目形式存在的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更是覆盖了数百所大学、数十个专业。合作办学项目的意义还在于，不仅提供了多样化的高等教育选择机会，也促进了中国本土高校的课程和教学改革。
推动高校领导人的海外能力建设。让高校领导者赴海外接受高教管理培训可以扩大其视野、推动高校的改革、进而提高高校的国际化程度。高校领导者海外培训分为三类：一是高校自发开展的海外培训项目；二是国家政府或地区政府组织的海外培训项目；三是非政府部门提供的海外培训项目。十年来，数千大学领导者亲历海外大学，开阔了视野，学到了知识，思维更加活跃，改革的方向逐渐明确。不仅如此，政府也通过举办多种形式的大学校长论坛，为本土校长与外国同行交流管理和领导经验提供了机会。
发挥影响力，培育“世界高等教育第三极”
虽然我国高等教育取得了一系列成绩，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在充满竞争的国际高等教育舞台上，中国的大学仍然处于“跟跑”阶段。如何改变纯粹“跟跑”的局面？关键是要建立自信，勇敢面对国际竞争，其中一个突破点就是培育“亚洲元素”，特别是东亚元素。
东亚是国际高等教育发展史中的活跃地带之一，在这个地带，地理联系紧密，一流高校云集。我们应当看到，当中国大陆、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日本和韩国加强高等教育的合作与交流，就有可能成为世界高等教育的第三极，世界知识创造的新中心，也有可能成为欧洲和美国之后的第三个中心。东亚第三极的出现，将带来国际高等教育舞台的全新变化，也会为本地区的社会经济稳定发展提供历史性机遇。东亚第三极的出现，不仅可以促进本地区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而且还将丰富全球高等教育的生态多样化。
那么，中国高校如何在培育“世界高等教育第三极”中发挥出影响力呢？
首先是转变思路，建立自信，提高中国高等教育对其他国家的高教影响力。影响与被影响是一对概念，影响大于被影响，则自信增加，反之亦然。对于中国来说，借鉴世界各国高等教育的经验来发展自己，只是一个方面，未来还需要在借鉴别国经验时，善于在思想、制度和具体操作层面关注对其他国家产生的影响。
其次是提高国际竞争力，大学之间的国际竞争可以高度浓缩为人才的竞争和资金的竞争，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尽管中国大学在竞争国际人才方面取得了不小成绩，但是若将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政府的强力支持分开，那么大学的竞争能力还剩下多少？就资金而言，中国大学的财政增长速度是惊人的，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大学财政体制仍然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因此，中国在竞争力建设上要重视三件工作：一要建立与国际竞争相适应的工资制度，吸引且留得住更多优秀人才；二要改革现行拨款机制，活化资金的运转；三要尽可能快地提高大学财政自主权。当大学拥有大量优秀人才，当大学拥有资金的自由支配权，大学便会在参与竞争中展开手脚，得心应手。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高教所教授，博导，常务副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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