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已到中午，罗昊很是着急了。
罗昊是北京某高校大三的学生，但此时他的身份是学校Dota战队的队长，正在和校外赞助商组织一次校级间的比赛。他们本已经和校方说好，要租借一间报告厅用于比赛，但刚刚得到消息，由于学校安排，他们下午必须另找比赛场地。
“如果是其他的社团活动，这种事情根本不会发生。”罗昊有些愤愤不平。
校园男生的“全民盛宴”
Dota，这个单词对于上年纪的人来说有些陌生，但对于“80后”、“90后”而言，却十分熟悉。简单地说，这是一款可支持10个人同时连线，以对立的两个小队展开对战为主要内容的电子竞技游戏。2004年，国家体育总局承认电子竞技为正式体育项目，作为其中的一种，Dota单从竞技层面而言，已经与足球、篮球等大众项目“平起平坐”了。
作为一项运动，Dota在当下十分受男生，尤其是高校男生的喜爱，其在校园的普及程度之高出乎很多人的意料。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中国电子竞技运动发展中心（简称CESPC）某位负责高校电子竞技的工作人员表示，据他的估计，目前在国内高校学生中，Dota的普及率至少可以在三成以上，在一些以男生为主的理工科院校，这一比例甚至可以达到七八成。
他的估计在校园里得到了印证。
张路是东北某高校的一名辅导员。不久前，他刚刚完成一次学生课外活动调查，结果显示，在他所管理的430名男生中，有350名学生承认自己喜欢Dota。“学校规定我们每月必须到寝室走访八次，几乎每到一个寝室，学生要么在睡觉，要么在打Dota。”
Dota的流行也促成了另一现象的产生，即大量有组织的Dota校园战队的出现，以CESPC不久前举行的一次竞技比赛为例，仅在北京地区，该项赛事就已经吸引了近30所高校派出的“校队”参加。而在一些电子竞技氛围较好的院校，如北京理工大学，一所学校便存在着三四十支队伍，足可以组织一场规模不小的“联赛”，而北京还远算不上国内dota氛围最好的地区。
“至少在校园里，这已经是一个"全民Dota"的时代了。”张路说。
不支持，不反对
罗昊是大一时加入“校队”并代表学校比赛的。那一年，他们在一项赛事中闯入了华北地区四强，那场比赛在他们学校举行。当天，能够容纳500人的报告厅坐得满满当当，在楼道里也挤满了学生，有些甚至是从外校专门跑来的，可谓盛况空前。然而在他们不久前参加的同样一次比赛时，却只来了200多人。
观众来得少，原因不在于他们，而是与本文开头时出现的问题类似：与学校早已商定了租借场地的时间，海报也早已贴出，学校却临时将场地用于他用。他们便不得不更改时间。
“学校对我们并不重视，我们根本得不到其他社团一样的待遇。”罗昊的队员李楠也对记者发出了同样的牢骚。
其实，如果单从形式上看，罗昊参加的此类“战队”的确具有校园社团的性质：他们有固定的人员和组织结构、有成熟的规章制度并代表学校参加活动、甚至也会每年纳新，这些与一般的足球社、排球社并无不同。但目前高校中，除了教学方向与体育、科技较吻合的学校外，能够承认其社团性质的却并不多。
“在北京来说，北京体育大学、北京理工大学等还是比较支持，剩下的……”在采访中，CESPC的那位工作人员对此似乎欲言又止。
事实上，早在几年前，张路所在的学校曾讨论过是否给这些战队以社团地位。但最终的结果依然是“不支持、不反对”，这与一些学校的做法是相同的，但也有高校是明确反对的。正因为如此，目前高校Dota战队多数处于“半地下”状态。
由于得不到学校的支持，给罗昊战队的发展带来了不少麻烦：没有固定的场地、没有成熟的指导、在组织活动时更会遇到各种意想不到的问题。就在今年，学校更是将用于校园对战的服务器挪作他用，罗昊和他的队员不得不另寻校外平台继续训练……
“堵”与“疏”的思考
高校对于Dota战队“入社”的疑虑，并非没有原因。
张路在学生时代也曾是一个Dota迷。在他看来，Dota确有不同于一般游戏之处：极其强调竞技性、注重控制力、协作精神和团队间的交往能力，这些都是其偏重“体育性”的一面，但毕竟作为一款游戏，它也会具有游戏的通病上瘾。
去年，张路所在的学院共有110多名学生挂科，根据学院的调查，这些学生中有80多人都有沉迷网络游戏的经历。其中很多“主玩”的便是Dota。“如果在学校层面承认Dota社团，是否会给学生一种"错觉"，加剧成瘾现象的出现，这不得不认真考虑。”
对此，CESPC的工作人员表示，其实以dota为代表的电子竞技本身蕴涵着积极向上的竞技精神，这与一般以娱乐为主的网络游戏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如果稍加引导，电子竞技完全可以以其竞技精神，改变学生沉迷网游的心态，而不是成为其"帮凶"，但至少现在来看，校团委、学生会方面对此的引导还很不够。”
如果说适当的引导算是“疏”的话，那么强制性的“令行禁止”则可以称得上是“堵”了。事实上，张路所在学院进行完学生调查后，采取的便是这样的措施：禁止挂科学生在寝室使用电脑。
然而，面对具有如此广泛群众基础的竞技游戏，无论是针对个人的禁用电脑，还是针对社团的“不支持、不反对”，是否真的能够起到效果，答案似乎并不难得出。
在采访中，谈及未来，罗昊说他最希望的就是有一个专门属于他们的“办公室”，里面挂上他们参加各种比赛获得的奖状，因为上面有他和他的队员的签字。当然，这是后话，因为已经大三的他，眼下最迫切的是找一个合格的“接班人”，因为他还清晰地记得上一届的老队长临走时对他说的话：“我把队伍交给你了，你一定要给我带好，传下去！”
“不了解”不等于“不必了解”
在采访中，罗昊说当初他也想过向学校争取“合法地位”，只是他们遇到了一个最简单也最难办的问题领导根本就不知“Dota”为何物。“现在的领导最年轻的也已过中年，他们完全没接触过Dota，想向他们讲清楚这是什么活动，谈何容易？”他说，如果等他们这个年龄段的人成长为高校领导，可能会有更开明的认识，但现在似乎还“没到火候”。
其实，不单是罗昊，张路和那位CESPC的工作人员也都提到了同样的问题：具有决策权的领导对此不了解。然而，“不了解”就等于“不必了解”吗？
不可否认，近几年随着高校教学理念的进步，学校对于普通学生的在校生活情况有了更多的关注，但这种关注似乎更多地体现在一些“传统领域”中，如食堂饭菜质量、学生住宿情况，乃至于婚恋观的引导，对于一些学生群体中的“新鲜事儿”学校的反应又会“慢半拍”。
这样看来，在面对日趋丰富，日趋“新潮”的学生状况时，学校除了需要一位“知心姐姐”之外，似乎还需要一位“情报员”、一位“分析师”，告诉决策者这是什么，意味着什么，又该做些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