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学子乡村调查何以得到总理赞许

李强《乡村八记》的后续报道

温家宝总理批示：“《乡村八记》是一篇有内容有建议的农村调查，记事真切、细致、生动，读后让人了解到农村的一些真实情况，给人以启示。一位二年级的大学生如此关心农村，实属难得。从事新闻事业，我以为最重要的是要有责任心，而责任心之来源在于对国家和人民深切的了解和深深的热爱。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用心观察、用心思考、用心讲话、用心作文章”———

李强的指导教师李彬———记利当记天下利，求名当求万世名

“可爱的小强现在成为明星了！”6月16日下午，在清华大学举行的学习温家宝总理复信座谈会上，李强的指导教师、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李彬抑制不住心中的喜悦说道，“今年寒假，李强说要去乡下调查，我以为是小青年心血来潮。回来后，学院举行社会实践座谈，特意让他说说这次经历。他也没有说什么。没想到，过了一段时间，他给我发来邮件，是一篇4万多字的《乡村八记》。我又惊又喜，一口气把它看完了。”

李彬老师说，“李强是那种敏于思而讷于言的人。他的文章老到，波澜不惊，深得费孝通真传。他的出现，是基于清华大学校风、学风、作风的一系列传统，以及他个人所做的一切，是和学院、学校、社会的倡导分不开的。”

他说，“有些关系国计民生的问题，看起来似乎与新闻传播学的专业知识无关，而实际上正是温总理所说的‘有责任心’的新闻人之大关节。大学生首先要解决这个大关节，就像电影《红色娘子军》中党代表洪常青所说，要解决‘为谁扛枪、为谁打仗’的问题。我们在课堂上引导学生关注社会民生、天下大事，向学生推荐范长江的《中国的西北角》、斯诺的《西行漫记》等。我常说，‘记利当记天下利，求名当求万世名。’许多同学在城市里长大，在蜜罐里泡大，读了《乡村八记》，都心有所动。”

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范敬宜———

展现出当代大学生的精神风貌

“我写信是希望让总理看到当代大学生的精神风貌。”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范敬宜说，“总理日理万机，我没有想到他会回信。结果他热情洋溢、工工整整地用毛笔在宣纸上写了批示。这表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对青年学生的爱护和关心，同时也为新闻工作者指出了努力方向和工作目标，无论是对学界还是业界，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范敬宜说，“李强的《乡村八记》不仅反映了当代大学生勤奋学习、深入实际的精神，同时也是清华校风、学风培养的结果。李强在李彬老师指导下，学习了费孝通的《乡村中国》等著作，这就为社会调查提供了理论准备。”

他说，“李强的《乡村八记》发表后，有的同学不服气，说，给我机会，范老师也推荐，我做得也不见得差。这话是有道理的，不是狂妄。在清华，李强并不是个别案例。”

范敬宜认为，现在社会上对大学生有偏见，其实大学生的本质是好的，李强同学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温总理在批示中讲到“一个责任、两个热爱、四个用心”，用心就要亲自了解国情，了解农村，了解群众。中国最大的国情在农村，了解了国情才有底气。

清华大学校长顾秉林———

赠同学们两个字：责任

清华大学校长顾秉林说，我在2003年的毕业典礼上，以《让责任引领人生》为题致辞，赠送给毕业生两个字，那就是“责任”。向同学们提出：要牢记母校的重托，承担起报效祖国、服务人民的责任；要发扬母校的学风，担负起不断学习、探求新知的责任；要继承母校的传统，承担起追求卓越、追求完美的责任。当时，之所以提出这样的希望，有一个很重要的背景，那就是党中央、国务院本着对人民和国家的崇高责任，领导全国人民赢得了抗击非典的战斗。这场战斗教育了我们，使我深深地体会到，只有对人民负责任的国家，才会有对学生、社会负责任的学校，才能培养出对社会、国家负责任的学生；只有为社会、为国家勇担责任的学子，才能真正成为国家、民族的栋梁。而今天，温总理的重要批示进一步说明了责任之源，这使我们更加深入地理解了实践教育的重要性。

顾秉林说，清华大学一向崇尚“行胜于言”，有着高度重视实践教育的优良传统，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形成了一系列卓具成效的实践教育模式。如蒋南翔校长当年提出的“真刀真枪搞毕业设计”；改革开放以来，校团委一直坚持开展的社会实践；《邓小平概论》课长期坚持的学生寒假社会实践调查等。而新闻与传播学院成立以来就一直力行实践教育的改革与创新，探索出了一条很好的路子，李强同学的《乡村八记》就是其中一个成功的范例。

他强调，“对中国国情的调查研究不是短短几天的事情，需要贯穿学校办学的始终，以后还有很多事情需要去做、去解决，我们要认认真真地把这些事情做好、做实、做出水平。”

《乡村八记》作者李强———

“越接近基层就越接近真理”

《乡村八记》的作者、新闻与传播学院大二学生李强说，当我得知自己的调查报告得到温总理的批示时，内心真的很激动，很振奋。这对于我们这些在校大学生来说，是一个极大的鼓舞，鼓舞我们继续去深入了解脚下的这片土地。

总理在批示中说过这样一句话：“……一位二年级的大学生，如此关注农村，实属难得……”从总理的这句话中可以看出，总理指出了当前在校大学生不大了解基层社会的这一现实。我觉得的确是这样。就我平时的感觉，有些同学平时身居校园，关注的东西太过狭窄了，缺乏一种国情意识，这点应当引起注意。

不过在清华，我还是感受到了一种积极的氛围，我觉得清华的学生历来有一种忧国忧民的传统，或者说是国情意识。平时走在清华校园里，宣传板上各种各样的关注国情的讲座应接不暇，同学们平时聊天谈话，也总会涉及这些话题，诸如“三农”、“国企改革”等等。

李强说，“我在来清华之前，是没有这种意识的。在清华的两年，我经历了这种从无到有的过程，我深刻地体会到清华的氛围对于塑造一个学生有多么大的作用。学校积极倡导的社会实践，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平台，使我们受益匪浅。”

李强特别推崇范敬宜院长最常说的一句话：“年轻人不要只盯着眼皮底下0.5平方公里，应该放眼960万平方公里。”他说，“正是基于这一点，我才会到农村去看一看。就我个人而言，我从小长在城市，所受到的农村的影响，仅仅限于父母的讲述和小时候常常来我家的乡下亲戚，而当我在今年过年前回到姥姥家的时候，我真正受到了一次教育”———

“我是下午两点五十分的时候坐上长途车的，在这之前，我刚刚在家享受了一天。而两个半小时之后，我来到了一个没有路灯的漆黑的村庄，等待我的是索然无味的面片汤和吃了不怎么消化的玉米面豆包，屋子里只有一盏40瓦的灯泡，在昏暗的灯光下，我坐在炕头上，和一身疲倦的姨父和二姨讨论家里的收支问题……”这些情景，李强今天回忆起来依旧历历在目。

李强说，一个家庭一年忙活到头，还要欠别人898.76元，而且这是他所在的村子的普遍状况。在余下的七天时间里，我又陆续跑了三个村子，两个乡，和村民、村干部、乡干部聊天，通过自己的眼睛去观察，第一次真正了解到中国内陆农村的真实情况。而我们可以放眼来看，中国现在有9亿农业人口，占到中国人口的大多数，可以说他们生活得怎么样，直接关系到我们这个国家的现代化，这就是国情，是我们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所应必备的常识，是我们工作的热情与责任的源泉。

因此，我的感觉，我们新闻专业的学生，应该走出去，到农村、到工厂、到街巷当中去，在基层当中去了解我们这个转型社会的现实状况，范院长有句话：“越接近基层就越接近真理。”让我们在这种实践当中增进自己的国情意识，懂得国情才有底气。

李强说，实践固然重要，理论同样不可忽视。我很庆幸自己学习生活在清华新闻与传播学院这样环境中，这里，有很多老师指导我们静下心来，读一些真正意义上的大作，实在是难能可贵，我这次实践之所以成行，很大层面上是由于读过了《黄河边的中国》和《乡土中国》这两本书。现在要静下心来读一些书，这非常重要。

清华师生———

最重要的是要有责任心

当李强的《乡村八记》成为舆论热点的时候，该校经管学院一本《中国农民故事》的调查报告集也悄然问世。书中收集了60多个农民的故事，都是经管学院学生利用假期与农民进行面对面调查、交谈而撰写的。该院长期以来把学生的社会实践作为一件大事来抓，如2000年的西部8省调查、2001年的东部5省调查、2002年的中部4省调查等等，都取得了丰硕成果。今年夏天，经管学院和经济系还将组织目前大二年级的全体本科生赴甘肃省开展大规模的农村调查与实践活动。

编著此书的经管学院教师钟笑寒在座谈会上说：“从李强这名普通学生身上，以及参与《中国农民故事》调查的我身边的许多学生身上，我都能感到，当代的大学生对国家和人民都有着深厚的感情，有着强烈的责任心和使命感，同时又不乏冷静的思考。”

曾到过小浪底工程和三峡工程工地实践的土水学院博士研究生王刚，被水利工地热火朝天的建设场面所吸引。他说：“既然要干，就要到水利建设的主战场去。中国水利资源最丰富的地区就是西南地区。在导师推荐下，我选择到四川的二滩水电开发有限公司工作并已签约。二滩公司是目前中国水电开发的几个主要业主单位之一，它负责雅砻江流域的开发。20年内，雅砻江上拟再建21个水电站，总装机相当于5个三峡电站，其中锦屏一级为世界第一高拱坝（305m），两河口将为中国第一高土石坝（305m）。这些工程中有很多挑战性的课题，是我发挥才干的大舞台。”

曾在河北省固安县牛驮镇参加3个月农村法律援助活动和农民吃住在一起的法学院硕士研究生刘芸说，维护社会公正要立足中国国情，法律人不能忽视的恰恰是中华文化的基础———在乡土上辛勤劳作的9亿乡亲。

曾深入四川阿坝地区“重走红军长征路”的新闻与传播学院学生姜琳说，记者笔下有财产千万，记者笔下有人命关天，记者笔下有毁誉忠奸，记者笔下有是非曲直。新闻专业的学生的这种责任感不仅来自良好的教育，也来自各种社会实践……

在清华，大学生参加社会实践蔚成风气。各院系结合自己专业特点，形成了富有创造性、多样化的实践教育模式。师生的共识是：最重要的是要有社会责任心。

据清华大学团委书记郑浩峻和教务处主任陈永灿介绍，清华大学的社会实践已经形成了寒暑假集中性社会实践与双休日和志愿服务组成的日常性实践相结合的社会实践教育体系，目前已有十多万名学生参加过社会实践活动。除大批社会实践基地外，学校还建设了不同学科的专业实习基地，如三峡工程水利实习基地、河北固安法学实习基地等，“实践教育不仅是学生认识社会和了解国情的有效途径，也是培养学生责任心、让学生熟悉未来发展舞台和社会环境的有效途径。”

■原始新闻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二年级学生李强利用假期回乡探亲的机会，深入农村进行社会调查，结合自己的专业学习和思考，写出了一份客观、深刻、生动、翔实的调查报告《乡村八记》。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范敬宜将这篇报告寄给温家宝总理。四月二十八日，温家宝总理亲笔复信给范敬宜，对李强同学的《乡村八记》予以高度评价，对他深入农村调查的行动予以热情鼓励。六月十六日的《人民日报》在头版全文发表了温家宝总理的复信和《乡村八记》的概述，在学校师生中引起了强烈反响

科技日报2005-6-21

附：

乡村八记》概述

温家宝总理的信

敬宜同志：

三月卅日的信及所附李强《乡村八记》早已收到，迟覆为歉。《乡村八记》是一篇有内容有建议的农村调查，记事真切、细致、生动，读后让人了解到农村的一些真实情况，给人以启示。一位二年级的大学生如此关心农村，实属难得。从事新闻事业，我以为最重要的是要有责任心，而责任心之来源在于对国家和人民深切的了解和深深的热爱。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用心观察、用心思考、用心讲话、用心作文章。你的几封信都给予我很多的关心和鼓励，深为感谢。

专此奉复。敬颂教安。

温家宝

2005年4月28日

人民日报第一版要闻

编者的话

《乡村八记》是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二年级学生李强写的一篇农村调查。本报原总编辑、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范敬宜读后认为，作者很自觉地把在学校学到的知识运用到调查研究中去，表现了一个年轻学子应有的勤奋、踏实的作风和认真了解农村、了解国情的科学态度，反映的农村情况有一定的代表性。他把这篇调查寄给了温家宝总理。4月28日，温家宝总理亲笔给范敬宜同志复信，对李强同学的农村调查给予很高评价和热情鼓励，这既体现了温家宝总理对年轻学子的关心、爱护和鼓励，也为党的新闻工作者指出了努力的方向和目标。

本报今天发表温家宝总理的信和这篇农村调查的概述，以飨读者，并以此与全国青年学生和新闻界同行共勉。

《乡村八记》是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二年级学生李强利用寒假回乡调查写的调查报告，全文共4万多字。这里择其主要内容和观点做一简要的概述。

第一记 一户农家的年收支明细账

这个村大部分人家以农业为主。有一家种着13亩地，种植作物主要为玉米和黄豆，种的小杂粮和菜主要用于自食，还有半亩万寿菊。家有农用机械车一辆，平时跑跑运输，做些买卖。

从一笔笔明细账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个农户的收入来自农业、副业和工商业，支出主要是税费支出、家庭吃用支出、教育医疗费用支出和农机支出。这个农户在村里算是情况比较好的，可是辛劳一年竟然入不敷出！究其原因，主要在于教育支出过于庞大。供养三人同时上学对于一户农家显然压力过大。高中教育的花销对于农民家庭来说，仍然是一笔相当大的开支，更不必说大学教育。教育成本之高，已使一部分农家子弟望而却步，使大部分农家不堪重负。

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归根结底要取决于农村现代化的进程，而教育是提高农民素质的最重要的手段。的确，办教育需要钱，但是我们也要充分考虑农民的承受能力，毕竟教育是一项有没有钱都要办的事业。

第二记 村里的明白人

几经周折，找到了退下来的村支书，了解了村民的生活状况、村里的集体公益事务、村里的教育和村领导机构的情况。

老支书说，改革开放以来，村民的生活水平确实有提高，每天两顿白面是没问题的，家家有电视，60％有电话，1/3有摩托车或是农用车。温饱解决了，基本生活可以保证，但仍然很穷，缺钱花。以农业为主，无矿产资源，与有煤的地方相差太远。打工的人也比较少。农民的个人实力有限，很难进行大规模的市场活动，也很难应对市场的变化。

村集体事务主要有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植树造林和修路修桥这几项。问题比较大的是水利事业。村子紧靠一条河，但村里没有任何水利灌溉设施，耕地全为旱地。以前的水利设施因为疏于管理荒废掉了。如何充分调动村集体的力量，为整个村子服务，是政府和村民需要考虑的问题。当地人极其重视教育，不惜一切代价供子女读书。20多年来，已经出了十多位大学生（含大专），年轻人普遍读完初中。但代价也是很重的，据老支书估计，教育支出普遍占到家庭总支出的70％以上！国家免除了乡统筹款和村提留款以后，村干部的工资实行“转移支付”，相当于给一个村免去了上万元的负担。总的来说，这几年国家的税费改革政策的确针对性很强，解决了很多农村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第三记 日益衰落的美丽山村

这个村子三面环山，依山而建。优美的景色给人以极大的愉悦之时，也凸现出一个问题：建立在崇山峻岭之间的山村，其赖以生存的农业如何发展？层峦叠嶂给人以美景，但是也表明此处几乎没有平地，那么耕地从何而来？沿途看到不少所谓的耕地，大都是在山岭上较为平坦的地方用镢头开垦出来的坡梁地，这种耕地遍布于山中，东一块西一块，且每块地都很小，大的不足两亩，小的仅有几分。其中不少已经荒芜。

现实的耕地状况直接导致一个严重的现实问题：当地的农业尚处于非常落后的阶段。

其原因有二：第一，这种开垦于山岭之上的坡梁地，有着一个致命的问题，就是跑水、跑土、跑肥，因此称“三跑田”。在这种土地上种植作物，产量大都很低，一般不及平地的一半；第二，坡梁地在山上，这就进一步加大了平时种植养护的难度，因此，当地人在春季播种之后，就很少再对作物进行悉心维护，故而产量进一步降低。据说，当地玉米亩产只有三四百斤，而在过去没有使用良种的时候，仅有一二百斤！这样的农业，能够维持一家温饱已属不易，何谈增收？

第四记 走进县城

某县县中学，是全县唯一的省重点中学，设施一流：花坛、假山、喷泉、两座现代化的教学楼、投影仪等电教设施、语音室、微机室、图书馆、实验楼、400米标准田径场……这样的设施配备，在山西省尤其是这样的县城并不多见。多年来，县中学的升学率在全市（注：地级市）名列前茅，升学率高达50％以上，不少学生考上了全国重点高校，甚至清华、北大。

校园内的宣传栏张贴着考取大学的学生照片，下面的说明是：

根据市教育局有关规定，我校出台了对优秀学生的优惠政策：

中考考入我校的前10名，奖励10000元—1000元；

平时期末考试，年级前10名，各奖700元，11至20名，各奖300元；

高考考入名牌大学的优秀学生，学校给予重奖，考入清华、北大的，奖2万元。

且不论这种奖励措施在思想品德教育方面合适与否，在现行的教育体制下，显然是考试成绩说了算的，对成绩好的学生给予奖学金，一方面是对他们努力学习的肯定，另一方面也的确减轻了他们的家庭负担（读书好的大都是农家子弟），最后，或许这还有鼓舞其他同学的功用。

第五记 访“青椒之乡”

在一个被称作“青椒之乡”的村子里，村委会的办公地位于村小学内，最为引人注目的是，墙上悬挂了一块块制作精美的宣传板，介绍了村党建工作、村子概况、村规村约、村委工作、精神文明、政法制度等。此外，各种规章条例令人炫目。另一面墙上，挂满了各种奖状、锦旗。该村是县里树的典型，必然要接受大大小小的视察参观。这种宣传栏是上面要求做的。支书说村委至今仍欠着上千元的制作费。

虽被称作“青椒之乡”，但村里的主要作物为玉米，青椒种植面积只有318亩，不及总面积的1/5，种植青椒的农户，最多只有总户数的一半多，青椒种植还远远没有形成规模效益。问及原因，支书说：“农民太保守，意见无法统一。”中国五千年的农耕文化，历来以农为本，而视商为末业。中国人口众多，治理这个国家的首要任务就是解决千百万人的吃饭问题，而对于普通大众来说，填饱肚子是基本欲求，因此，重农抑商的思想流传至今并且仍然是乡村社会的主流价值判断。不种点粮食，农民的心里不踏实。而且农户之间缺乏通过合作协商使团体利益最大化（同时也是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行为方式。而市场经济需要的恰恰是这种行为方式，如何使农民学会运用这种方式处理问题，是我国现代化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之一，这是一种思想观念上的转变，其难度要远远大于物质的现代化。

第六记 乡党委书记谈乡政

距县城不远的一个乡，是县里第二大乡，编制内干部45人，另有临时聘用的干部及工作人员23人。“这几年国家大力推行行政机构改革，精简人员和机构，为什么还会有这么多干部？”乡党委书记回答：“精简乡镇人员没有去向，国家进行行政机构改革，中央的可以精简到省里，省里的可以精简到市里，市里的精简到县里，县里的精简到乡里，乡里再精简，那就精简到地里去啦。过去是吃皇粮，现在得吃自己，谈何容易？”

为解决这么多干部的吃饭问题，就出现了所谓的“引税”。通过各种关系，引来外地税源，由于要给予纳税人一定的回扣，以吸引其来此地纳税，因此又称为“买税”。据这位书记说，贫困地区大都采用这种办法，也是出于无奈。2003年实行费改税后，该乡开始引资办企业，解决财政收入问题。

这场浩浩荡荡的税费改革，抓住了现今乡村的一个关键症结，它不仅直接减轻了农民的税费负担，也间接地促使基层政府由不作为转向作为，使得乡村经济得到主动、自觉的发展，从而使农民受益。

第七记 县志上的县情

在调查中遇到的一些问题，需要对县一级政权有所了解才能回答。因临近春节，找不到要采访的人，便阅读了该县的县志和其他有关资料。

该县位于山西省东南部，历史上英才辈出；20世纪50年代后期，围绕农业办工业，兴建“万宝全”工厂，曾名扬全国。但后来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值得思考。

县志记载，该县的食品工业在计划经济时期曾经相当辉煌，但上世纪90年代后却日渐衰微，原因有四：一是“耕读传家，读书做官”习俗的影响，二是思想保守、墨守成规作风的影响，三是政府职能定位对企业发展的影响，四是缺乏品牌意识。

第八记 归途（略）

后记：写这篇调查报告时，我总是带着一种极其饱满的感情，一种不吐不快的感觉始终占据着我的大脑，而眼前也总是呈现着一幅画面：一个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乡村世界的形象———它太需要人们去关注了，因为它始终是中国社会的主体，事实上、物质上的主体。没有它的现代化，我们所谓的现代化将永远是观念上的现代化，一种局部的现代化。

人民日报 2005-6-16 第一版要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