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先锋网7月15日讯 题：全球化驱动下的高等教育与WTO
内容摘要：本文探讨了全球化驱动下的高等教育与WTO的关系。作者认为，在全球化背景下，高等教育日益被看作是一种商品，并且日益私营化，大学的传统职能如教学和科研受到了削弱，发展中国家的高等教育尤其受到了严峻的挑战。作者还认为，高等教育应该服从教育和知识的逻辑而不是市场规则。
关键词：高等教育全球化 WTO教育商业化
高等教育日益被视为一种可以像任何其他商品一样买卖的商业性产品。高等教育商业化目前已经进入全球市场。世界贸易组织（WTO）正在考虑一系列建议，以把高等教育作为其一项关注点，确保高等教育的进出口符合WTO协定的复杂规定和法律安排，并且不受大多数限制所限。在美国，教育国际贸易全国委员会（the National Committee for International Trade in Education）和一系列以营利为主的教育举办者支持这一动议。业已建立的高等教育共同体，包括美国教育理事会（the American Council on Education）没有对此做出承诺。WTO动议给传统的大学观，以及国家性的乃至院校内部的教育管理带来了严峻的威胁，因而需要仔细的省察。我们正处在高等教育的真切变革之中，这一变革有可能深刻地改变我们对大学角色的基本理解。这一变革的涵义是深远的，但我们对之仍然缺乏讨论和理解。特别令人担忧但又毫不奇怪的是，美国商业部服务业办公室（the 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s Office of Service Industries）在幕后努力使美国和全球的高等教育商业化。
我不反对全球化作为现实或概念的存在。每一个地方的高等院校都服从全球性趋向——大众化及其影响、新通信技术的冲击、学术机构对政府的责任、全球性科研网络，等等。
许多诸如此类的发展把高等院校和院校系统全球性地联结起来。英语作为科学交流和教学的通用语言的使用，特别是当与国际互联网（Internet）结合起来后，使得交流更加便捷和迅速。跨国高等教育机构的出现使得快速传播新课程和变革成为可能，并且使缺乏充足的教育举办者的国家满足其学生和国家经济的迫切需求成为可能。
几个世纪以来，大学被看作是为人们从事专业工作（法律、医学、神学）与进行科学研究而提供教育的机构。大学保存并提供，有时还扩展社会历史和文化。在19世纪，科研加入了大学的职责之中，稍后社会服务也成为大学的一项职责。高等院校主要是由政府或教会举办的。即使是私人举办的院校也具有服务的使命。高等教育被看作是“公共产品”（public good），给社会提供有价值的贡献，因而值得资助。
大学是学习、研究和通过运用知识为社会服务的场所。高等院校在相当程度上摆脱了社会压力——即拥有学术自由，更准确地说是由于它为更广泛的社会利益服务。为了保证教授们免于担心社会的制裁而在课堂或实验室从事教学或研究的学术自由，他们往往获得永久性聘任——终身制。
全球化的负面影响
今天，国际互联网和知识全球化的崛起等给更小或更穷国家的院校机构或系统带来了潜在的严峻问题。在一个划分为中心与边缘（centers and peripheries）的世界，中心变得更加强大，边缘变得日益边际化。国际学术系统不平等越来越明显了。在位于工业化国家的世界一流大学主导着的竞争日益激烈、迅速迈向全球化的高等教育场景下，学术系统或单个大学很难独立发展。传统的学术中心变得更加强大，并且越来越集中于北方的英语国家（美国、英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以及欧盟中的大国（主要是德国和法国，某种程度上还包括意大利和西班牙）。
中心国家的准则、价值观、语言、科学革命和知识产品主宰、挤压着其他观念和实践。这些国家不仅是占主导地位的大学和科研设施的产地，也是在新的全球知识系统中强有力的跨国合作的家园。微软和IBM之类的信息技术公司、生物技术与制药公司（如Merck 和Biogen公司）、埃塞维尔和贝特斯曼之类的跨国出版公司，以及其他一些公司，主导着知识、知识产品和信息技术的国际商业化。在全球化世界中，小国、穷国几乎不能自主，没有什么竞争潜力。高等教育全球化加剧了世界大学体系中本已很明显的不平等。
知识商业化与高等教育
伴随着日益出现的高等教育商业化，市场的价值准则渗透到了校园。其中一个主要因素就是社会对高等教育态度的变化——高等教育被看作是有益于学习者或研究者的“私人产品”（private good）。根据这一观点，使用者应该为这一服务付费，就像购买其他服务一样。知识提供变成了一种新的商业交易。公共资金的主要提供者即政府，要么不愿要么不能为扩展高等教育提供所需的资源。人们期望大学和其他中学后教育机构自己去寻找大部分资金。大学不得不更加像商业组织而不是教育机构一样来思考。
在这一背景下，合乎逻辑的发展就是公立大学的私营化（privatization）——出售知识产品、与公司合作，以及增加学费。各类私立院校特别是营利私立院校的繁荣，是商业化的副产品。教育公司（其中一些自称大学）出售技能和培训，给顾客（学生）颁发学位或证书。研究被看作是一种可以替代的产品，而不是推进科学前沿的探究活动。
WTO的介入
在这些变革了的环境中，无论是在政府还是在私营部门中，商业驱动的人们会关注自身以确保“知识产品”能够在国际市场上自由地交易。如果这些利益群体大行其道，高等教育从各方面来说都会恰似香蕉或航空公司一样服从自由贸易规则。人们应当明白，WTO规则及相关的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从法律上讲是一种捆绑物。目前存在这样一种风险：与高等教育相关的规则会“处于雷达监控之下”，并且未加分析地被纳入国际协定之中。无论什么一旦成为WTO体制要求或规则的一部分，它就得服从一系列复杂规定。这对高等教育的影响是深远的，不但因为会有一套新的国际准则，而且因为大学将会以一种全新的方式来定位：GATS和WTO的首要目标是要保证各类教育产品和院校都进入市场。
当然，高等教育贸易比香蕉贸易更难以制度化。但是，许多组织和人们正在通过各种努力做到这一点，创建一种方针性、规则性的体制以形成高等教育的自由贸易。WTO将会帮助保证高等院校或其他教育提供者在任何一个成员国建立分支机构，出口学位课程，以最少的限制授予学位和证书，在国外教育机构投资，为其国外风险投资聘任教师，不受控制地通过远程技术建立教育和培训项目，等等。
各种类型的教育产品将会自由地从一国出口到另一国。已经作为国际条约一部分的版权、专利和许可规则将进一步得到强化。对跨国性的有关高等院校、课程计划、学位和产品的贸易做出规定是很困难的。希望参加这类进口或出口者，将得到国际法庭和法律行动的援助。目前，对高等教育何去何从的裁决权完全在国家当局手中。
这一动议提出的问题与高等教育观念和高等院校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和小国的高等院校切实相关。在一个对高等教育进出口难以进行实际的、法律的管理的当今世界，各国或单个大学如何维持它们的学术自主？如何进行认证或质量管理？在公私立非营利性高等教育（几个世纪以来的“金标准”）与新的咄咄逼人的营利性高等教育部门之间存在区别吗？资金充裕的营利性跨国高等教育机构会推动其他高等教育机构远离商业吗？专职教授职位和学术自由能得以保存吗？有一点很明显，一旦大学被纳入WTO体制，其自主权就会严重削弱，高等教育和复杂研究就会变成服从国际条约和科层制的又一项产品。
WTO控制高等教育最大的负面影响将出现在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迫切需要这样的高等院校，它们能够对国家发展做贡献、产出适应当地需要的研究、参与加强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的行动。一旦发展中国家的大学屈从于WTO所规范的国际学术市场，它们将会湮没在着眼于营利而非对发展中国家的国家发展做贡献的国外院校和教育项目之中。目前已在许多国家实施的认证和质量管理机制是否被允许目前尚不明确，但它们至少与跨国教育提供者有关。
谁来管理高等教育
每一个国家都需要对其高等院校维持必要的管理。与此同时，如果大学要繁荣，就需要充分的自主权和学术自由。几个世纪以来，传统大学在社会中发挥了重要的职能。在这些职能随着时间过去而变化的过程中，它并没有消失。广而言之，新动议和全球化对高等教育的挑战是从中世纪大学面对民族主义兴起和16世纪宗教改革的挑战以来最大的挑战之一。差不多一千年来，大学把自己定位为负载着核心的教育使命和对学术价值观的共同理解的机构。在大多数时期，人们将大学理解为不仅是在实际知识领域提供教育的机构，还是社会的核心文化机构。在19世纪，科学和研究加入高等院校的职责之中。社会认为大学是特殊的机构，因为其目的超乎日常商业生活之外。现在，这一切都受到了威胁。
学术共同体自身要对这些变化承担部分责任。一些大学让自己沉浸于商业活动之中，其传统的职责受到了妥协。一些名校如纽约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建立的“营利性”分校就是这类妥协的象征。澳大利亚一所非常有名的大学即莫纳什大学（Monash University）正在国外建立营利性分支机构。芝加哥大学商学院在西班牙和新加坡建立了分院。中国的许多大学则花大力气提供有偿服务和开办技术公司。许多大学已经“上网”，向世界各地的顾客售卖其课程和学位。
大学如果要作为知识机构而生存下来，就必须密切关注教学、学习和科研这些核心职责。执着于传统的学术价值观并非易事，但日益增长的商业化的代价是相当大的。
政府和其他公共权力部门需要给予大学为实现其使命所需的支持。从长远看，不断紧缩的预算、日渐紧迫的责任制（accountability）以及要求大学根本性地改变其目标，并不能为公共利益服务。公众必须尊重高等教育的根本价值观。
发展中国家对高等教育的特殊需求必须得到保护，WTO之类的条约会不可避免地破坏发展中国家正在出现的院校系统。第三世界目前处于多重国际关系之中，但是这些安排基于国家需要，并且能够选择教育项目和合作伙伴。
WTO动议促使世界各地大学目前感到的各种压力成为一个焦点问题。如果全球高等教育服从WTO规则，学术界就会发生显著的变化。大学为广泛的公共利益服务的观念将会削弱，大学将会屈从于市场的各种商业压力——国际条约和法律规章强制的市场；使大学在发展中国家为国家发展做贡献和加强公民社会的目标将很难实现。大学确实是一种值得资助的机构，它们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社会使命。使高等院校服从WTO强制的市场规则，会破坏社会中最有价值机构之一的这种机构。
（本文为作者授权翻译，将载《比较教育研究》）
[1] 作者菲利普阿特巴赫博士为美国波士顿学院国际高等教育中心主任、终身教授，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客座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