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多年前，阮仪三拿着文化部的介绍信去乌镇做保护规划。乌镇是作家茅盾的故乡，转船湾河埠头很漂亮，古韵十足。当时调研和规划都是阮仪三自己贴钱。规划做好一年后，听说乌镇领导提出“旧镇换新貌”，理由是来看茅盾故居的人越来越多，没地方停车，要修一条公路。
　　古镇本身很完整，十字形的街，要修公路不就把古镇景观给破坏了吗？阮仪三赶忙从上海坐长途车辗转到乌镇。说服不了乌镇领导，他跑到北京找有关部门，最后找到当时的全国政协城建组组长，发了一个“茅盾故居不能破坏它周围环境”的函给浙江省政协。之后又赶到浙江，请浙江省政协发文给当时的桐乡县政协。这样，修路的事暂停下来。
　　仅过了一年，1989年，乌镇的公路还是修了。阮仪三两年后听说，震怒，无语。
　　到了上世纪90年代，周庄、同里红起来，乌镇有了危机感，找阮仪三求解。阮仪三提出，要真保护，不是急功近利，古街要铺石板，老桥都要恢复。亡羊补牢，乌镇总算保护了下来。
﹃不受欢迎的人﹄
　　1934年出生的阮仪三，是上海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的博导，现任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家委员会委员、同济大学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中心主任。
　　上世纪80年代以来，阮仪三促成了平遥、周庄、丽江等全国多个古城镇的保护，人们称他“古城卫士”、“古城保护神”、“都市文脉守护者”。近年来，他痛批“古城重建风”，炮轰“假古董”，常为破坏古城镇的事动怒，不给城市管理者留颜面，以至于一些地方政府称他为“不受欢迎的人”。
　　1961年，刚刚大学毕业的阮仪三，借着帮老师编写《中国城市建筑史》的机会，跑遍了全国，一路走来，他被众多保存完好的历史遗迹深深折服，然而之后几十年，故地重游，常看到曾经完整的历史遗迹已经或正在遭遇破坏。
　　阮仪三说，大规模的古城镇破坏在上世纪50年代和80年代，90年代破坏加速。1979年，他和一名助手上九华山搞规划调研。九华山上那些安徽民居式的庙宇，与山形地貌结合在一起，一半山洞一半庙，造型独特，这些庙宇是自唐朝到清末积累下来的。后来，那些寺庙和山林环境遭严重破坏，没人管。阮仪三前去阻止，夜宿寺庙，半夜被叫醒逃命，跑到后山顶，看见住宿的庙前满是火把、电筒。他说，那次要不是老和尚报信，说不定就被打死在九华山上了。
　　后来下山找青阳县的官员，哪知道县长不管，林业局长不管，管理处不管，阮仪三直接向安徽省领导发电报反映情况，他们对这事很重视，后来就查处了那批人，包括不管事的官员。
　　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从上海到江苏平望再到浙江湖州的交通线上，都是非常典型的江南水乡城镇。如柳亚子的故乡江苏黎里镇，很有古镇风味：河的两旁是石板街、过街楼，镇里有很多很好的大宅。阮仪三说，那时，去古镇游说“规划保护”，基本上处处碰钉子，碰得头破血流。
　　一次他从上海跑去跟某个镇长讲，要帮他做规划。去的时候，他还把江苏省委开的介绍信给对方看。镇长说他们不要规划，他们这儿建设得很好，不要你们知识分子跑这儿来多管闲事。这里不欢迎你们来实习，请你们赶快走。阮仪三还想争辩几句，镇长就双手把他推出门去，还在院子里大吼一声：“这两个上海人，食堂里不要留饭给他们，不要卖饭票给他们。”
记者万建辉
拆不拆古城︐领导决定
　　阮仪三说，调研中，他强烈感受到不少古城镇的管理者们，大多不了解老古董的价值，更无心去保护它，甚至还想方设法去改变它，认为拆旧建新才是正确的发展方向。作为古城镇的专业研究者，能保住一个是一个。
　　1958年发生一件重大的事件就是拆北京城墙，虽然当时梁思成和林徽因都极力阻止拆迁，但最后还是没能改变北京城墙被拆的命运。自此以后，全国掀起一片拆城风。当苏州城墙面临被拆迁的时候，阮仪三所在学校的教授、学生们还赶去理论制止无果。当时苏州领导说，北京都拆了城墙，况且现在革故鼎新，要破除封建社会留下来的印迹。
　　1980年，平遥要拆迁，旧城换新城。阮仪三找到平遥的领导，说他来帮做规划，不要拆掉旧城，要留住旧城另建新城。当时平遥有近两百处明代民居，三四百处清代建筑。当时全国的城墙只剩三座半了，兴城一座，荆州一座，西安只能算半座，然后就是平遥了。
　　阮仪三把北京的几个领导、全国政协常委请到平遥去察看，山西省长也出面了，借着省长的力，向相关人员说旧城不能拆。
　　做平遥规划时，没有钱，还借了3000元去。每年进行的全国古城调查经费，政府没钱，学校没钱，多是自己贴钱的，每年花去15万元到20万元之间，好在学校的房子他和老伴两人够住。
　　这之后，阮仪三在同济大学办了培训班，将平遥在内的许多城镇的领导请到上海来培训。住宿费、讲课费、外出参观费用，阮仪三自己出钱，有些偏远贫困地区的领导，阮仪三替他们出旅费，当时欠了上万元的债。
　　请专家来讲课，包括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权威专家。并且带他们到苏州、扬州等江南城市考察。这些领导回到各自的城市以后，看待城市规划的眼光就不同了。
访谈
　　读+：您主编的《遗珠拾粹：中国古城古镇古村踏察（二卷本）》出版后，读者和社会各界反馈情况怎样？
　　阮仪三：比较受欢迎，内容实在，无虚话，第一版3000册售完，又加印了3000册，业内人士说本书有收藏价值。
　　读+：有无调研过的古城镇还没收入书中的？
　　阮仪三：有。最近调研的河北阱井县的偏远山区，发现了一个石头村，十分独特。这里的居民是明代名臣于谦的后代，当年于谦的儿子们被朝廷追杀，逃难至此，在石头上凿出了房子，这里缺水，石头房子上有接雨水的池子。希望当地政府能保护好石头村，挖煤的别把石头房子挖掉了。
　　读+：书中您提到开发旅游不能当作古镇保护的唯一途径，为什么？
　　阮仪三：比如周庄，上世纪90年代开发旅游，逐渐带来经济效益，许多地方就把旅游作为保护的目的和唯一办法。旅游经济的膨胀很快导致环境破坏和商业泛滥，古镇居民全民经商，产品雷同，古镇老建筑门窗被拆掉出售，节假日游客超负荷，游客不满，媒体恶评。这就让我们思考古镇保护的最终目的是什么，旅游恐怕不能算作古镇保护的终极目的。
　　读+：您提到中国传统木结构房屋抗震能力强，那么木结构房老房子在当前中国地震带是否可以推广？
　　阮仪三：云南丽江7级地震和最近的四川雅安地震，木结构房屋较砖混结构不易震塌已是不争的事实。中国古代地震多发，很早就使用木结构，宋代木结构工艺达到高峰。近代以来，中国建筑把木结构放弃了，以至于技艺还停留在明清的水平，甚至有退化。说木结构可抗震，并非说一定要推广，而是要做技术研究，要传承发展这项技术。
　　读+：城镇化建设中的“喜新厌旧”心态，除某些地方官员有外，所在地居民、所在古建筑的居住者是否也有？
　　阮仪三：住老房子的许多人，并不是老房子的主人，他们有些是单位分的房，有的是租户，对房子感情不深。说上海石库门有“72家房客”，就是这个状况，原来住一家或几家的石库门，后来涌进来几十户人家，大家能对房子有好感？再加上征地拆迁有补偿政策，刺激大家喜新厌旧。当然许多老房子现代化生活设施不全，长期没有维修，住在里面没有舒适感，大家想搬出去。
　　读+：有没有老房子维修得好，住得舒适的案例？
　　阮仪三：有。室内安装现代生活设施和维修的工作，如果是私房，应该由房主人投钱修，如果是公房，应由政府投资来做。周庄拿门票收入的十分之一，每年几千万元做古建筑保护基金，在老房子室内装抽水马桶，铺地板，装窗户，外面保留老式样，建污水处理厂，临时抽干河水铺网线管道。现在江南六镇老建筑里的生活设施都现代化了，老房子有人住了。住的人爱老房子了，保护才真正成为可能。
旅游不是古镇保护的最终目的
记者万建辉
拆真古董︐做假古董
　　阮仪三说，前些年大同市把当地成片的历史街区，包括明清民居全部拆光，打算全部重建，以重现“辽代城市风光”。“事实上，大同虽有辽代建筑——大庙，但并没遗存辽代民居，我写文章揭露大同是在拆真古董，做假古董，等大同明清民居群拆完后，国家文物局才对大同严厉批评。”
　　无独有偶，西安一位市领导曾在世博会上说，西安已重现汉唐风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官员当即说这是不可能的。阮仪三解释，永远不可能重现汉唐风貌，只可以传承西安历史古城的文化传统，创建既有历史传统风貌，又有现代特点的新西安，这才是真正的任务。
　　昆明是第一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现在昆明的三条历史街区都被拆掉了，其中金马碧鸡坊拆掉后，仿建了两座牌坊，用上了钢筋混凝土。九寨沟开发旅游，把寨子全部拆掉，把寨民全都赶下山，看起来是保护开发，其实是破坏。凤凰古城，开发商投资55亿元，建设“烟雨凤凰”小镇，官方称“建新城是保护旧城”，新建或重建古城不是真正保护历史。
　　上世纪80年代，阮仪三到常州找当地领导说，常州可以向国家申请历史文化名城，他们说不需要。到了2013年，常州城市管理者又找到他，这回主动要申请这个名头。阮仪三去一看，包括城墙在内的常州重要历史建筑群大多被拆光了。
　　2000年以后，一些地方看到保护好的古城镇发展旅游名利双收，也晓得申报世界遗产了。但现在“申遗”成风，把保护看成是获取经济效益的一个手段。阮仪三说，凡是片面追求经济效益的地方，造成的深层次破坏是根本性的。以前是不识货一推了之，现在是从内部进行深层次的破坏，而且举的是保护的旗号。
　　读+：您提到曾多次探访欧洲日本古镇，在您看来，他们的哪些保护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阮仪三：日本一些古镇上世纪60—70年代，自发成立古镇联盟，自主管理和保护，日本政府也很快承认了他们的自治权，新镇建在古镇外，互不影响，古镇生态得到很好保护；在德国，保护建筑的主体是房主，德国建筑多是私产，私人就有责任维护古建筑，不维护最高可判7年有期徒刑，并且取消你的房子所有权。修房子是要钱的，法国、德国政府都有修缮专项资金，修老房子还可以免税。
　　读+：为什么西方人以住老房子为荣，而中国许多人想逃离老房子，少有人维修房子？
　　阮仪三：木结构房子50-60年的寿命，中国许多老房子，抗战以来几乎就没有维修过，我记得小时候我家的木结构房子，都是三年一小修，五年一大修，十年一翻修的。西方个人和政府舍得投钱维修，改善设施，在中国，各地建新楼，修地铁特别舍得投钱，上海每年新建2000万-4000万平方米的新房子，要保护维修的老房子仅200万平方米，修一条地铁要几千亿，修老房子，几十亿就够了。有一次我问上海市长，能不能多拿点钱维修老房子，他说没钱，我当时觉得很无奈。
　　读+：国家目前有哪些新的保护古城镇的政策出台？
　　阮仪三：中国保护古城镇的政策、法律到目前为止还是空白，保护古城镇基本无法可依。《文物保护法》只保护列入文物保护的保护对象，没列入“名城”和“名镇名村”的，很难保护。目前地方政府立法，仅有上海、武汉几个城市出台了保护历史风貌区的法规，但这些法规在现实中很难执法。没有法律保护，许多优秀的历史建筑，可能就在我们这一代就毁掉了，假古董反而多起来了，希望国家尽快出台保护古城镇的政策、法律，预算中要为古城镇保护列出专门经费。
许多老房子，抗战以来就没维修过
十年踏访百余古村镇
　　“上世纪90年代以来，全国掀起了大规模城市建设，拆毁的速度之快和破坏的手段之野蛮史无前例。”
　　那时起，他走上了调研踏勘之路，每年暑假组织学生去调研，最远的到了贵州和四川羌族的聚居区。调研回来写成报告，从2003年起，在中国城市规划协会的《城市规划》杂志上刊载，迄今已有100期。100个古城镇村的调研资料，最后汇编成《遗珠拾粹：中国古城古镇古村踏察（二卷本）》一书，今年4月出版。
　　书中介绍了一大批具有鲜明地域民族特色的中国古城、古镇、古村，其中有些村镇行将消逝。一些鲜为人知的特殊职能古镇，如江西的铅山石塘古镇，保留有大量与造纸有关的店铺和作坊，有纸行、行帮、会馆，有运输纸张的河道码头；陕西铜川的陈炉古镇，从元代开始“炉火千年不绝”，古镇上至今还留存有古代烧窑的遗迹，房屋街巷都是用烧窑用的废钵闸垒砌，当地人称“罐罐墙”，有瓷片铺的路面，五彩缤纷；江西广昌的驿前古镇，有万亩莲塘，镇上的主要建筑建造得像一艘游舫，与周围莲叶荷花组成绝妙的景色。
　　当问到保护古城镇与政府主导的城镇化建设的关系时，阮仪三提高了嗓门：“我说了多少次，两者没有任何矛盾，保护是为了更好的发展，拆旧城建新城，大拆大建，千城一面，那是简单的经济增长，是忘本的现代化，走不远。”
　　阮仪三举例说，欧洲许多的古城镇都留下来了，他们照样现代化了，整个巴黎市中心有100万人口的区域完全是座古城，香榭丽舍大街保留了相当于中国明朝那个时候的原貌，丝毫不影响巴黎的创新活力。
　　在阮仪三看来，新城市应该是在原有基础上长出来的，之所以保护古城，因为古城是创新城市的土壤和温床。中国的古城古镇与山川河流和谐共处，能从自然中充分汲取养分，它们是老祖宗几千年摸索总结留下来的宝贝，是活的标本，可供我们新城镇建设借鉴、传承和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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