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伟
　　河南宋庆龄基金会（以下简称河南宋基会）建筑塑像从开建到拆除，过程就像一个活生生发生在我们眼前的黑色荒诞剧。当这个糟糕的样本再一次回到公众视线，真的感觉失望。而更令人失望的是，事件发生这么长的时间内，至今没有一个有担当的机构或人出来说一句负责任的话？我们还只能仅从一个所谓的承包商口里得知，这是一个1.2亿元人民币的造价损失的荒唐项目，和看到一个中国宋庆龄基金会出来撇清与河南分会的关系的声明。在这样一个不知由什么人幕后导演的游戏面前，为什么当事单位和主管部门都选择了集体沉默？
　　作为一个慈善机构，经费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作为善款，其最大的公信力就是善款来去的公正和透明。在中国当今社会条件下，慈善机构遭遇史上最严重的信任危机，善款是否还姓“善”？是社会对慈善机构的再一次严肃拷问！暗箱操作导致善款去处不明，是所有捐款人最大的不满和不安，在急需重建社会诚信和塑造社会价值的当口，这个案例就有了十分重要的典型意义。如果，连这样一个已经在明处的案例，都如此遮遮掩掩，雾里看花，那公众对其他更加扑朔迷离的事情真相的追问，还能有什么期待？
　　其实，只要稍懂常识的人都清楚，无论从事件的物质属性上，还是从社会属性上看，这是本不该发生的一个事件，短命的结果应该是预料中的事。在当今中国城市改造过程中，有历史意蕴的城市好像走上了背运，受伤害的程度很深。不断有人顶着城市化和城市改造的名义，让异化的思维和粗暴的手段都披上了合法的外衣，推土机推出一个个历史创伤。追求经济GDP和所谓的表面化执政政绩，对权力产生的无节制想象和追求，其直接后果就一定是产生过度的地标建筑追求，这也构成了城市改造中带有普遍性的决策误区。可怕的是这种思维病毒快速复制，并迅速演变成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从大到一个城市，小到一个企业，甚至如河南宋庆龄基金会这样的慈善机构，都在盲目追求这种虚假的地标效益。可想而知，后果有多严重。
　　在一轮粗放型的城市改造大潮过后，我们真该摸着良心，反思一下，城市化进程中我们做了哪些荒唐事？缺失理性思考的维度后，欲望的单边冲动，释放出多少粗鄙和丑陋的建筑垃圾，挥霍了多少自然和历史资源，伤害了多少城市性格和市民情感？我们的城市管理者是否应该从只满足于经济GDP的追求，稍微超越一下这种短视的、急功近利的思维模式，建立一个包括经济效益、审美效益和未来城市文化收益相结合的现代城市美学评估机制和标准，在重视审美成本的层面上，构建新型的、有历史价值的经济运算模型。其实，我们心里都十分清楚，建筑在满足基本功能的同时，其内在价值是适宜人性。人性化的核心考量是，建筑本身功能满足与公众视觉和心理满足的一致性和统一性审美建构。技术进步只有建立在历史人文精神和城市社会良知的基础上，才最终能实现经济效益、审美效益与生态效益的高度统一。建筑的大道性原则，是在构建一个物质形态时，不能遮蔽自然的、生态的、人性的美。所以说，一个理性的、有远见的、对历史负责任的管理者，都应该清楚这种城市历史价值建构的意义和责任。事实上，我们可以从无数的城市发展历程中，感受到来自这种城市的魅力，以及市民能享受到的主体性荣耀。如果我们再稍加注意，许多管理得好的城市，从他们对建筑从整体到细节的控制经验来看，别说是要建一个如此大体量的建筑，就是小到换一个建筑材料或调整一个局部色彩，都需要严格的审批并受到严厉的监管，从中悟出这样的一种历史使命感，而正是这些大小事，关乎城市和市民的未来。
　　显然，出自于低劣的美学冲动和经济冲动形成的建筑和环境悲剧，已经比比皆是。到处都是粗劣的“文化语象”，并在一个低层次上快速复制，不断生产出粗鄙的意义。而制度的缺陷和专业监管的严重缺位，导致了这种社会的非正常语境化泛滥，这些从意向、叙事和思想的层面上，都极其低劣化的建筑展示方式，也造成了大规模资源的浪费。河南宋基会的这个项目，投入了较大的资源，也仅仅只是保留了最低限度的时空位置的信息，还有一个看上去不顺眼的物质形态，却对城市历史、文化个性造成了整体性破坏，事实上，建筑项目本身内容的有效性也大大降低，并构成了城市审美沦陷的文化灾难。在这种历史的反向抵制中，我们不得不关注这个粗鄙的建筑背后的问题和社会成因，或者说，在制度层面和监管层面，出了什么问题？
　　这种属于城市整体性的、有一定历史意义的、具有文化审美性的项目，却把两个完全没有关联的元素，粗暴地嫁接在一起，实现了一个社会审丑的地标性项目的过度演绎。这个投资不小、开始就应该被禁止的项目，怎么可能从话题提出、社会质疑不断，到开始建设、被拆除，一路推演到这种最坏的境地？规划控制，为什么就在这个项目上缺失了呢？这种从一开始就被大多数人唾弃的粗鄙的建筑形态，为什么能出笼而不受制约？如果城市化进程中，规划还只仅仅停留在控制容积率，而放弃对建筑形态与城市风格协调的审批与监管，或者说仅仅是停留在项目审批，而忽视项目建设中的监管，这种工具性、只需要电脑就能完成计算的规划审批，还有意义吗？我们什么时候能进入一个理想的、合规的、符合城市文化个性和审美标准的，真正人性化的规划审批和控制时代。这显然不仅仅是控制容积率、控制使用功能的技术性条件要求，而应过渡到空间形态、美学定位、单体建筑与整体关系、建筑与人关系上的人文控制的高度。
　　霍尔姆斯·罗尔斯顿说：大自然需要驯化，文明更需要驯化。在当今缺少审美常识和审美自律的社会条件下，显然，急需要驯化的是掌握权力的人。对权力的过度想象和滥用，需要制度的约束。而能让权力受到良知和文明的制约，使审美常识和审美自律能成为权力使用者人的内心自觉，才是根本。
　　（作者系同济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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