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仪三
口述：阮仪三
（同济大学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中心主任、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博导）
整理：南方周末记者 吕宗恕
“中国城市日新月异，但我们已经找不到回家的路。”阮仪三感慨道。
这位八十高龄、满头银发的“古城守望者”，十年前，就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遗产保护委员会授予“2003年亚太地区文化遗产保护杰出成就奖”；十年后，他依然奔走在布道的路上，一直以微薄之力保护中国残存甚少的古城遗迹。
“刀下救平遥”、“誓死保周庄”……许多古城都留下了阮仪三拼死保护的痕迹。他抨击“古城重建风”，炮轰“假古董”，痛心民居群的消亡，对于各地旧城改造的行径，他捶胸顿足，多次奔走上书。
他自嘲二十年研究，最终成了“不受欢迎的人”，不少城市将他拒之门外。但他依然秉言直告，不给城市管理者留以颜面。
然而，面对GDP炙烤下的古城保护窘境，阮仪三多次叹道“可悲”，他感叹自己只能是亡羊补牢，十根手指“按住一个是一个”。
“旧城改造”背后的混账话
中国城市过分追求现代建设的速度，已经无情地破坏了传统特色，城市变成了千城一貌，很多地方都已经失去了记忆。
最近湖南凤凰古城成为了新闻热点。十年前，凤凰古城的保护规划是我做的。记得那是美丽的沱江边的一座安静的边城，有13座古老的吊脚楼。可现在有一百三十多座，其中一百多座是假的。过度商业化与城市遗产保护理念不符，但很多地方不以为然。
现在周庄、同里、绍兴等很多历史文化名城、名镇，虽然没有拆房子，但把临街的门和窗户都开大了，以便卖东西赚钱。北京多处号称明清一条街，可全是假的。
为了获得更多利益，很多地方重新建造“假古董”，这是非常可怕的，也是我最担心的。
我反对历史文化名城“旧城改造”，甚至反对“旧城改造”这四个字。建新房子能创造GDP，保护老房子没有GDP，所以地方官员不喜欢城市更新，只喜欢旧城改造、旧房改造、民居改造。我认为这都是错误的，现在先进的国家是不用“改造”二字，只用“更新”或“复兴”。
旧城更新是把好的留下来，坏的淘汰掉，核心是留住城市原来的风貌；旧城改造是拆旧房、建新房，看重的是房子底下的那块地，没有看到老房子的价值。
昆明是第一批历史文化名城，可是，在昆明的三条历史街区都被拆掉了，其中金马碧鸡坊拆掉后，仿建了两座牌坊，用上了钢筋混凝土，请问明清有钢筋混凝土吗？依我之见，这个名城的帽子老早就该摘掉了。
我常常追问我那些已是规划局局长、规划院院长的学生，“你们怎么回事，连这个都保护不了？”他们说管不了，开发商是领导亲属。很可悲，我们很多城市几乎都是这样。
开发商有优越感，是谁给了优越感？是地方官员。我们一味地建高楼，为什么？有GDP，有钱。但是，原来的历史城市中形成的良好邻里关系跑到哪里去了？街巷的人文风情到哪里去了？都没有了。上海的石库门拆迁的时候，那些老人们都抱头痛哭。现在的小区是科学了，现代了，回过头来，人性缺失了。
据我所知，全国121个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大概有一半都保护得不好，其中特别不好的就有8个，真正到了该点名批评的时候了。我经常听到有人讲“保护和发展是一对矛盾，要保护，发展就会受影响”，我说这个话是混账话。你看欧洲很多街区不是保护得很好吗？很多城市不是也发展得很好吗？
修造古城要“五原”
二战后，许多欧洲国家采取了城市更新，而不是我们现在的旧城改造，他们把历史古城看作是自己国家和民族的财富。
华沙被德国夷平之前，华沙大学的建筑系师生自发用一年半时间，完成了华沙古城主要建筑的测绘、拍照。战后重建时，华沙否定了苏联专家要修建新红场的提议，而是决定把华沙按照原样恢复。消息一传开，一周之内回来了30万的华沙人，只用一年多就建成了华沙老城，这就是著名的华沙速度。
法兰克福在战争中也遭到严重破坏，重建时也是原样修复。新旧分开，新城雄伟壮观，老城古朴典雅。现在的法兰克福是欧洲经济、科技最发达的城市之一，也是重要的国际会议中心。这个中心不光是法兰克福的，也是整个欧洲的，他们用这样的精神来修复、保护这座城市。
城市创新是在原有基础上长出来的，我主张要保护古城，因为古城是创新城市的土壤和温床。必要的情况下，历史建筑可以重建，但我希望要做到“五原”原则：原材料、原工艺、原样式、原结构、原环境。而用现代的材料和工艺仿造古代的样式，为了旅游和经济的目的，这就是假古董。
我记得西安某位市领导曾在世博会上说：“我们的城市已经重现了汉唐风貌。”坐在我身边的联合国教科文主席说这不可能的，意思是台上的人说大话。
我们永远不可能重现汉唐风貌，我们是要传承西安历史古城的文化传统，创建我们既有历史传统风貌，又有现代特点的新西安，这才是真正的任务。
大同市原市长耿彦波赴任太原前，大同市万余民众跪留。据我所知，耿在大同时把当地成片的历史街区，包括明清民居全部拆光，打算全部重建，以重现辽代城市风光。我告诉他们，大同虽然有辽代建筑（大庙），但是没有辽代的民居。明清民居群落被拆光后不久，国家文物局对大同市予以严厉批评。
大同市规划局找我去帮忙说话，但是见不到耿彦波。后来我就写了篇文章（《由“市民跪留市长”事件引发的城市遗产保护之忧》），算是告御状。在文章中我说，大同拆了真古董，却做假古董，如果都是这样的领导干部，我们的古城就保不住了。后来，这篇文章还被一本专门给国家领导看的杂志转载了。
说到底，就是我们对我们自己的文化不尊重，只有我们做到了对悠久历史文化的尊重，保护古城才有希望。
正在消失的木结构课
中国传统文化是先人智慧的结晶，特别是传统住宅，比如北京的四合院、上海的石库门、延安的窑洞、苏州的民居、闽南的建筑等等。现在，北京四合院已所剩无几。据统计北京原有几十万处四合院，而现在不过万余座。这对于一座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是很悲哀的。
现在人们还没有想到要成片保护民居，我一直在呼吁这个问题。这些精彩的民居都在我们不知不觉中给拆掉了。
这里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六千年前，我们的古人就已经会用卯榫结构造木结构房子了。中国特有的木结构建筑因其独具抗震性而闻名。1996年丽江发生7级地震，当地大部分建筑都是木结构，因此没有造成大量人员伤亡。1976年唐山大地震之后我去看过，新中国成立后的房子大都垮掉了，因为是砖混结构。我还要说，2005到2007年，我们主持修复四川昭化时，全用木结构房子。汶川地震时，昭化是灾区之一，我们修建的木结构房屋基本没有倒垮，而居民修建的砖混结构的房子大多瘫掉。
中国传统木结构先立柱，再架梁，后起墙，墙不承重，承重的是木构件。所以说地震来了，墙倒柱不倒。在我们念书时就有木结构课，很可惜，现在木结构课早已被取消。
我不是说都要建木结构，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我们对待古建筑的态度和认识。中国的木结构建筑体系在宋代已经完善，可惜现在被人们忘记了。同济、清华、武大等都没有这个专业课。说到底，中国传统木结构的体系没有被传承下来。
相反，现在很多地方搞的“假古董”匪夷所思。江苏省徐州沛县是汉高祖故里，当地就造了一条复古街叫“汉街”。我要问，汉代有街吗？汉代还没有街，到了宋代才有街这种形式，现在当地还把“汉街”两个字写在牌坊招牌上。记得我去当地，还问市长，怎么能写“汉街”？市长问有什么问题，我说问题大了，“汉”字和“街”字放在一起是不懂文化，不懂历史。
类似的情况很多。全国现有23个城市重修古城墙。重修不是保护，重修是做景观建筑，这是给现代人欣赏。城墙干什么用的？打仗时候防御用的，仅仅从景观需要出发，就应该好好考虑是否有必要重修了。
造“假古董”，要重典入刑
我们要保护古城，要做到三点。第一个提高我们全民对中华文化传统的理念认识，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的理念。我们中国人有个毛病，一个朝代推翻一个朝代，一把火把房子给烧掉了。鲁迅先生就说过，要把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三坟五典、祖传丹药全都打翻，就是要把过去的传统一竿子打翻，这是不妥当的做法。
大家要敢于对这种旧城改造的不良现象进行指责、斗争，同时另一方面就是我们自己也要提高。首先尊重历史，然后是继承，创造性地提高它，这样才能做出一个好东西。
第二个政策。欧洲古城保护有很好的政策，它不讲GDP，对老房子的保护做了严格规定，不修缮维护的，就要罚款，再不修还要判刑。比如德国，保护建筑的主体是房主，因为在外国，建筑都是私产，私人就有责任维护古建筑，不维护最高可判七年有期徒刑，并且取消你的房子所有权，我们梁林故居被拆了，最后只是罚款，我说这样的人应该关五年。跟现在食品安全问题一样，我们要在政策上用重典。
第三，修老房子是需要钱的，但现在是建新房子有钱，保护老房子没钱。我去欧洲调研过，法国、德国政府都有修缮专项资金，修老房子还可以免税。我们最苦恼的一点是花了钱，忙乎两年给人家赶走了。这些年来，因为保护古城古镇，我成了多个地方不受欢迎的人。1986年我去常州找到当地领导说，常州可以申请历史文化名城，哪知他们说不需要。可到了2013年，他们为了这个名头又找到我。我去当地一看，包括城墙在内重要的历史建筑群大多被拆光了，非常可惜。但是常州还要创建名城，我只能有多少做多少。这一点很可悲，因为现在保护成了政绩之一，地方才有动力。
1980年代我就说过，像平遥那样的城市在中国有很多，可现在就剩了一个平遥。我到法国鲁瓦河谷去时，被那里的世界遗产城镇群所震惊，一个一个的古城，一个一个的古堡，连老磨坊都是真实的，有参天大树，所有的房子也全是老房子，是旅游的圣地，建筑里都有很多精彩的历史故事。本来，我们可以也有很好的历史城镇群，但却没有留住。
现在，我一直自我安慰，只能亡羊补牢，抓住一个是一个，十个指头按不住全部，按住一个是一个，希望大家跟我一块来按。
（本文部分内容源自阮仪三在南方周末·百威英博“创新之声”高校行活动上的演讲，经作者审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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