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国经济发展经验表明，城镇化与工业化存在着一种互为联系、相互促进的关系。城镇化的每个阶段都要靠工业化来推动，反过来城镇化带来的各种集聚效应又会推动工业化向广度和深度发展。如果两者不能协调发展、同步推进，就会出现“过度城市化”，产生严重的“城市病”和“农村病”；或者出现“滞后城镇化”，延缓工业化的进程和社会的和谐发展。
印度是“过度城市化”的典型
　　从20世纪40年代起，拉美国家进入加速发展阶段，城市化水平迅速提高，平均只用25年就使城市化率从40%提高到60%，比欧洲实现这一过程快了一倍。但由于城市化速度与经济发展水平相脱节，大大超过了工业化速度，造成农业衰败、乡村凋敝、城市人口增长过快、失业率高企、城市用地紧张、交通拥挤、公共服务欠缺、环境污染严重、社会治安恶化等一系列经济与社会问题。
　　印度的城市化率虽然不高，但由于实行自由迁徙和土地私有制度，大量身无一技的农民涌入加尔各答、孟买等一线大城市，在缺乏工业化和经济发展的前提下，同样导致了城市的畸形发展以及贫困、拥挤、环境破坏等问题。印度过度城市化带来的城市贫民窟，以及由此产生的贫穷、失业、不公平和城市生活的恶化问题更为严重。据联合国最新统计数字显示，印度的贫民窟人口达到1.7亿。孟买、加尔各答等大城市有1/3到1/2的人口居住在贫民窟中。
中国城镇化带来挑战
　　中国与拉美和印度不同，走的是一条工业化超前、城镇化滞后发展的道路。在积极推进工业化的同时，我国不仅通过户籍制度人为地阻止农村人口和劳动力向城市自由迁移，还曾采取了反城市化的措施，动员甚至强制城市人口大规模向农村转移。这种违背城市化规律的政策，导致中国的城镇化从1961年到20世纪80年代末几乎停止不前，甚至出现倒退。1980年中国的城市化率只有19.4%，比1960年还低0.3个百分点。直到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城镇化水平才开始出现持续上升的态势，2012年已达到52.57%。但仍然存在人口城镇化滞后的问题，表现为按照户籍人口计算的城镇化水平偏低，只有36%左右，远低于世界50%以上和发达国家近80%的平均水平。
　　中国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以及中国特色的“伪城镇化”和“半城市化”带来的挑战是非常严峻的，已日益成为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问题。比如，人口城镇化滞后抑制了进城务工农民的消费需求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等相关投资，从而使依靠城镇化拉动内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的效果大打折扣。农村人口和劳动力不能市民化，就业、住所不稳定，会使企业“用工荒”和大城市服务业季节性缺工常态化，影响制造业的发展和城市居民的生活。
　　城镇化滞后带来的社会隐患尤其值得警觉。除了已经出现的农村留守妇女、留守儿童、留守老人和城市农民工临时夫妻等社会问题越来越严重外，随着户籍制度约束及其功能的淡化，必将引发更多的农村人口和劳动力向城市迁移。尤其是对那些新生代农村人口，他们对城市生活和城市文明无限向往。然而，他们即使在城镇实现了就业，也难免存在身份等级、身份歧视。还会有许多人哪怕成为无业游民，也愿意滞留在城市，享受城市公共设施和服务，成为城市中的“漂一族”。数亿农民向城镇迁移，可能带来环境污染、交通堵塞、住房困难、文化破坏、丑陋街道等负面影响。这就不得不让人产生我国也可能再现拉美和印度过度城市化弊端的担忧。
我国非农产业可提供相应就业岗位
　　善于认识并勇于迎接挑战，就可以创造发展的新机遇。正因为我国城镇化滞后，工业等非农产业发展可以为转移出来的农村劳动力提供相应的就业岗位，进而能够有效地避免在城镇化快速发展过程中，拉美和印度曾经出现过的许多问题。数据显示，在2003年至2012年共10年中，我国城镇新增就业人数累计达到1.1亿，城镇登记失业率始终保持在4%左右的较低水平，实现了就业规模的持续扩大和就业形势的总体平衡。
　　尽管去年我国农民工达到了2.6亿，企业用工荒却仍然出现越演越烈之势。如果能有序地引导这两亿多已实现了稳定就业的农民工进城落户，给予他们平等的市民待遇，不仅能充分释放出他们及其子女在生活、教育、医疗等方面的消费需求和城市对安居、公共服务、基础设施等方面的投资需求，还有利于为工业化继续发展提供所需要的劳动力，包括劳动力的数量和质量，缓解企业用工成本上升的压力。此外，加快人口城镇化也有利于解决城镇化滞后带来的上述社会问题。
　　这样，城镇化就会真正成为我国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强大引擎，成为未来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所有这些又会反过来极大地促进我国城镇化和工业化、农业现代化的发展。我国走出一条农业现代化与工业化和城镇化同步协调、共同推进的道路，享受“城镇化红利”就可以期待。
　　　　　（作者单位：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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