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鑫
　　观念的力量是非常强大的，不断更新观念才能促进经济与社会的持续发展。比如对待消费，如今四五十岁以上的那辈人，因为经历过刻骨铭心的物质极度匮乏的生活，养成了舍不得花钱的习惯，总觉得多存点钱可为将来子女读书、买房、看病提供保障。现在看来，这种观念不仅于己不利，由此导致的高储蓄率也有悖于国家扩大内需、调整经济结构、促进经济转型与发展等要求。
　　国民储蓄是政府、企业和居民持有的银行存款、现金、保险和其他理财产品等金融资产之和，它来源于收入减去消费支出后的余额。在可支配收入确定的前提下，消费支出越少，可储蓄的就越多。中国国民储蓄率高，不仅表现在政府和企业储蓄意愿强，也表现为居民喜好存钱的习惯，这在世界各民族中是很突出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微博](IMF)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的国民储蓄率从20世纪70年代至今一直居世界前列，到2005年更达到51%，高于全球平均储蓄率19.7%一倍多。尽管这些年来经济高速发展，国民生活水平大大提升，但居民储蓄意愿始终不见减弱。查央行2011年初公布的调查数据，城镇居民倾向于储蓄的高达85.8%，倾向于更多消费的比例则创下1999年以来的新低：14.2%。另据去年5月公布的《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报告》，在居民家庭金融资产中，银行存款和现金占比达到75.68 %。美国、澳大利亚、丹麦等西方发达国家的储蓄率都非常低，没有超过6%的，有的甚至还是负储蓄率；日本的储蓄率也经历了由高到低，现已降至2%。
　　很多人储蓄的目的是为了应对未来不时之需，比如用来解决失业、医疗等方面的问题。不过需要澄清的是，存钱不一定能应对未来不时之需，因为物价上涨带来的损失，远远要大于存钱获得的利息收入。我国银行存款年利率一般在3%至5%左右，最高曾超过10%，但赶不上物价涨幅。而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国民收入的提高，通胀难以避免。20多年前，存款或年收入达到一万元就算相当富裕了，如今万元户则成了贫困的代名词。相比10多年前，绝大多数商品的价格现在都上涨了10多倍。当时10多万元在大城市可以买一套住房，但如果将这些钱存到今天，加上利息大概也就只够买一间卫生间了。考虑到将来孩子读书可以申请助学贷款，看病可以参加保险等因素，存钱的机会成本是很大的。
　　设法多存钱，其实是长年穷困生活形成的一种心态。“穷人把钱存银行，富人拿钱去消费”，说的就是会花钱的人才有能力赚更多的钱。因为把钱花在教育上可以提高人力资本的价值；把钱花在健康上可提高身体素质，能尽可能地远离医院；把钱花在买房和投资上可以保值增值，提高生活质量；把钱花在旅游上可增长见识，丰富生活内容更新观念等等。
　　在我国工业化初期，较高的储蓄率无疑为政府的高投资率提供了保障，从而发挥了促进经济持续增长的作用。但在经济转型阶段，尤其是在当前面临国际金融危机和调整经济结构双重挑战的背景下，高储蓄率导致国内消费动力不足，从而不能消化产能，促进产业升级，保障企业利润的实现，不能不说，已成了经济转型与发展的掣肘。
　　应该承认，老百姓“被储蓄”，政府是有责任的。一方面，政府和企业的储蓄意愿也很强，从而拉高了国民储蓄率；另一方面，在政府财政收入不断增长、超收的背景下，民生投入则大大不足，由此加大了老百姓在教育、住房、医疗、养老等方面的压力。此外，不合理的分配制度拉大了居民收入的差距，制约了中低收入者的消费能力；投资渠道的严重匮乏，使得老百姓明知会缩水也只能将钱存入银行。
　　观念的形成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由此决定了观念更新的艰巨性。降低储蓄率，逐步实现从“全民储蓄”向“消费社会”的转变，不仅要求国民尽快改变原有的理财习惯，各级政府更应加快更新观念，努力创造“消费社会”所应有的最基本的制度保障和消费环境。比如，各级政府应加大对教育、住房、医疗等民生和其他公共产品的投入，解除老百姓的后顾之忧；优化消费金融环境，提高信贷消费的便利性和消费意愿，拓宽投资渠道；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全力改革收入分配制度，着力提高劳动者的收入水平和消费能力。有学者提出，我国消费金融太不发达，在当前情形下，国人可能要攒二三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买得起一套房子，如果消费金融高度发达，就能用信贷的方式来完成住房消费，这也可以大大降低储蓄率。
　　储蓄跟文化传统大有关系，国人有节俭的习惯，而这也确是一种值得珍视的美德。所以，我国要降低储蓄率，不能以西方国家为参照标准，而要设法在适度调整中找寻到适合我国国情的标准，以全面优化总需求结构。为此，政府需要在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包括医疗、失业救济等一系列的保障上下更大的功夫，以最大限度降低国人未来生活的不确定性。笔者以为，这或许是经济结构调整中一项更为重大的任务。
　　(作者系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