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上海试点发布了空气质量指数（AQI），将PM2.5浓度纳入了空气质量评价体系；与此同时，党的十八大把生态文明放在突出地位进行强调。那么，新空气质量标准参照何标准？新评价体系实施之后，上海空气质量的优良率是否会大幅下降？治理PM2.5与上海生态文明建设的关系如何？……带着一系列的问题，记者走访了同济大学可持续发展与管理研究所所长诸大建教授。
　　记者：对于上海来说，治理PM2.5意义何在？
　　诸大建：西方学者斯图尔特·布兰德曾将环保运动定义为“由科学、技术以及情感几种力量融会在一起，去引导公众舆论、公共政策以及个人行为，使自然系统保持健康的一个运动”。从这个角度来看，降低PM2.5污染是上海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战役。
　　就上海而言，挑战主要来自两个方面。其一，衡量空气质量的标准趋于严厉。衡量中国城市空气质量，以前用的空气污染指数（API）仅包含三个评价因子；而2012年开始制订空气质量指标（AQI）更加严厉，包含了PM2.5在内的六个评价因子。其二，新空气质量标准虽符合现阶段发展实际，但仍然较低。按照世界卫生组织（WHO）的标准，适宜人类居住的PM2.5浓度标准应该是年均值10微克/立方米或者日均值25微克/立方米以下，发达国家中目前只有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制订了这个水平的标准。2011年9月，世界卫生组织发布了91个国家1100个城市的空气质量及排名，其中有我国的32个城市，排名在812至1058位。即使是空气质量较好的海口，排名也居于巴黎之后。由此可见，横向相比，PM2.5给中国城市带来的挑战是严峻的。
　　记者：有人说，环境评价标准就要按照最严格的标准，这一观点，您怎么看？
　　诸大建：PM2.5浓度和发展阶段、发展水平有着密切的联系。PM2.5浓度总是在人口密集、经济密集的地方比较高，例如美国的东部和西部明显高于美国的中部地区，我国香港地区也有居高不下的PM2.5浓度；人均GDP不到1万美元的发展中国家PM2.5浓度常常超过世界卫生组织的标准，例如包括泰国在内的亚洲地区许多国家。客观地说，包括上海在内的中国城市和经济发达地区的空气质量虽然远远不能令人满意，但是从发展阶段的角度是可以理解和接受的。一般来说，经济与环境的和谐发展是一个动态过程，可以承受的水平是随发展阶段的变化而变化，要求中国城市在人均GDP5000美元-10000美元的水平，现在就采用世界卫生组织要求的最高标准，不一定科学合理。
　　记者：上海PM2.5污染的成因是什么？
　　诸大建：当前面临的PM2.5污染，是最具挑战性的，因为它是一种复合型的污染。从形成上，既有直接形成的一次颗粒物，又有化合而来的二次颗粒物；从区域上，既有本地排放的，又有异地飘来的；从来源上，包括了交通、燃煤、工业、建筑以及餐饮、秸秆燃烧等方面。上海PM2.5的来源，可以粗略地分为五个部分（各占20%上下）：其中，最大的来源是交通排放，包括机动车、船舶和飞机等为25%；燃煤如电厂锅炉、工业锅炉、工业炉窑等占21%；工业工艺如石化、化工、钢铁、建材等占15%；建筑、餐饮、农业燃烧等占19%；而长三角城市区域影响甚至来自更远地区的沙尘也占到20%。
　　由此可见，治理PM2.5污染，不同于治理许多单一来源的污染物，需要协同作战。从源头意义上说，减少PM2.5的污染影响依赖于上海经济社会模式的转型和创新，只有在化石能源消耗增长得到控制、服务经济占优势地替代工业经济、公共交通出行替代私人交通占到主导的时候，本地的PM2.5排放才可能得到稳定有效控制。好在影响上海PM2.5的五个因素中，相关的措施已经在落实并逐步深入，这为有重点地开展PM2.5的治理提供了基础。
　　记者：针对现状，上海如何监测空气质量？
　　诸大建：大家认识到，PM2．5污染如得不到重视，将严重影响城市质量和人民健康。国际上，虽然研究PM2.5时间要早些，但是体制性的监测和治理PM2.5是从1997年开始的。从监测方面看，眼下全球仍然有90%的国家没有公布PM2.5浓度限值，只有澳大利亚、美国等近十个国家在最近15年内先后颁布了PM2.5限值。在中国，去年美国使馆发布信息使得PM2.5成为社会热点问题，今年中国便出台了包含PM2.5的AQI，并要求在PM2.5影响比较大的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地区的城市率先实施。美国是在1997年人均30000美元的时候，开始制订PM2.5标准，2008年出台监测方法，到现在也只有15年的时间。中国在2012年人均5000美元的时候开始行动，可以说是在重大环境问题的治理和管理上，吸收发达国家的经验和教训，实行了一定程度的跨越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