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品先，我国著名海洋地质学家，同济大学海洋与地球科学学院教授，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长期致力于推进我国深海科技的发展，曾主持南海首次大洋钻探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南海深海过程演变》重大研究计划，提出气候演变的“低纬驱动”和南海成因的“板缘张裂”假说。曾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等多项重要奖励。
“科技创新能够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但创新并非凭空而来，其根源深植于文化的土壤之中。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在论述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时，专门强调“培育创新文化”的重要性。要实现真正的创新，我们必须深入到文化的源头去探寻，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哲学智慧、思维方式与伦理精神，将其与现代科学精神有机融合，培育具有原创性的科学范式，突破“跟随式创新”的桎梏，在范式转变的时代浪潮中把握机遇。
古今中外的文化各不相同，科学该与哪种文化结合才能孕育出适合现代社会的创新基因？对我国而言，关键在于能否将传统文化与现代科学相融合，同时吸收借鉴外来文明成果。
中华文明绵延五千年，积淀了丰富的科技思想资源。先秦时期，《周易》提出“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变易观，体现了对自然规律动态演化的深刻探究；《墨经》中包含了几何光学、力学原理等早期科学萌芽；汉代张衡发明地动仪，唐代僧一行实测子午线长度，宋代沈括在《梦溪笔谈》中系统记录天文、地质、物理等现象，明代宋应星所著的《天工开物》，被誉为“中国17世纪的工艺百科全书”。这些成就表明，中华文明并不缺乏科学创新精神，只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了有别于西方近代科学的发展路径。16世纪以前，影响人类生活的重大科技发明约有300项，其中中国人的发明占175项。英国人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写道：“在现代科学技术登场前十多个世纪，中国在科技和知识方面的积累远胜于西方。”今天，我们应以高度的文化自信重新审视这些遗产，既不妄自尊大，也不妄自菲薄，而是以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进行批判性继承、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客观地说，我国传统文化中确实存在一些不利于科学创新的成分，需要通过文化反思与扬弃为科学创新扫清障碍。历史上“重道轻器”“重文轻技”的倾向、科举制度对实用技术的忽视，等等，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批判性思维与实验精神的发展。当近代科学在欧洲兴起时，明朝末年我国错失参与良机；清朝晚期尝试引入西方科技，却因固守“中体西用”而失败，导致科学一度成为西方的特色与东方的短板。百余年来，我国关于传统文化与科学关系的主流认知虽历经反复，但必须清醒认识到，近代中国科技的暂时落后，根本原因在于封建专制制度的僵化、闭关锁国政策的推行以及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压迫，而非中华文化本身存在“先天缺陷”。鸦片战争后，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徐继畬编纂《瀛寰志略》，林则徐组织翻译外文报刊，这些努力虽因清廷保守势力阻挠未能充分展开，却为后来的洋务运动、维新变法埋下了火种。五四新文化运动高举“民主”与“科学”旗帜，开启了中国现代思想启蒙的闸门。新中国成立后，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我国建立起完整的科研体系，“两弹一星”、杂交水稻、青蒿素等重大成果，彰显了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科技事业蓬勃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科技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建设科技强国，我国全球创新指数排名持续上升，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
当前，我国科研仍面临“大而不强”的结构性挑战。尽管论文数量、科研队伍规模、专利申请量均位居世界前列，但在原始创新、关键核心技术突破、“从0到1”的原创性成果方面仍存在明显短板。在科学研究中，选题依赖国外热点、实验设备依赖进口、成果发表依赖国际期刊的现象较为突出。这种模式虽有助于快速融入国际学术体系，却难以孕育出具有中国标识的原创理论，会限制创新能力的长远发展。因此，突破科技发展的传统模式、激发创新潜力、实现科学转型，已成为当前中国科学界的紧迫任务。要破解这一困局，必须构建自主可控、内生驱动的创新生态，而打造创新文化尤为关键。
我们看到，许多享誉国际的华人科学家，即便久居海外，仍深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滋养。杨振宁先生讲物理学里的“对称”，说苏东坡的回文诗就是对称，顺念倒念都成诗。李政道先生从杜甫诗句“细推物理须行乐，何用浮名绊此身”中，探寻“物理”二字的早期出处。丘成桐先生则坦言，在数十年研究几何的过程中，他自觉与屈原、陶渊明及《诗经》作者一样，“与大自然浑然一体，自得其趣”。这些案例生动证明，中华文化的深层智慧，完全可以成为现代科学创新的灵感源泉与方法论参照。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与现代科学高度契合的思维特质。面向未来，基础科学研究正经历深刻范式变革，从还原分析走向系统集成，从学科分割走向交叉融合，从数据驱动走向智能增强。这一变革要求在方法学上实现突破与源头创新，也为中华文化中的整体性、关联性思维提供了历史性机遇。其一，系统性思维。如中医讲究的脏腑经络系统、“辨证论治”“阴阳平衡”，以及国画的意境营造法则，都体现了对系统复杂性的独特理解。这些传统思维方式为现代科学提供了丰富的灵感来源。通过对“整体—关联”认知范式的现代转化，有助于在量子信息、脑科学、系统生态学等前沿领域实现范式创新，包括我所从事的地球科学也在逐步向系统科学方向转型。其二，实践理性。儒家“格物致知”传统虽侧重道德修养，但其“即物穷理”的探索精神，与科学实证方法存在相通之处。其三，天人合一观。道家主张“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生态文明建设与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哲学支撑。其四，包容并蓄的开放品格。丝绸之路、郑和下西洋等表明，中华文明历来重视对外交流，善于吸收外来文明成果。对这些文化基因的创造性转化，并非简单复归传统，而是要剔除糟粕、汲取精华，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实现批判性继承与创新性发展，构建兼具本土特色与国际视野的创新体系，搭建传统思维与现代科技的创新接口。
同时我们有必要修正一个认知——因我国传统文化中存在糟粕便全盘否定，或者由于西方在当今世界的优势地位而判定文明的优劣。不同的文明有着不同的源头，以爱琴海地区为源头的西方海洋文明，依托航海活动形成开放外向特质，催生了地理大发现、文艺复兴，进而开启近代科学与工业革命，其开拓进取、变革突破与自由竞争的特质为科学发展注入动力；以中国黄河流域为代表的大陆文明，植根于农耕生产，核心是构建稳定的社会秩序与伦理体系，孕育了延续至今的中华文化，其崇尚稳定、继承与和谐融合。事实上，两大文明各有特质，无需对立，我们应辩证看待它们对社会发展、科学创新的不同影响，在坚定文化自信的同时，积极推动文明交流互鉴，借鉴吸收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避免陷入文明优劣论或盲目排外的误区。当然，也须警惕盲目自大，汲取历史教训，防止重蹈固步自封的覆辙。人类文明多样性是世界的基本特征，不同文明只有在交流互鉴中才能共同进步。中国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倡导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正是对“西方中心论”的有力回应。在科技领域，我们既要坚持开放合作，积极参与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也要坚定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把关键核心技术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随着科学技术的全球化势头不断加强，特别是在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的赋能下，科学创新正面临“范式转变”。传统的大陆—海洋文明二元结构已逐渐模糊，北半球季风区大河流域的农耕经济与地中海航海贸易的地理决定论，已被全球创新网络所取代。在人工智能、清洁能源等新兴领域，知识生产呈现“去地域化”趋势，这为发展中国家突破既有科学霸权提供了结构性契机。中国科学家应抓住当前科技革命的窗口期，通过构建“一带一路”科技创新共同体、牵头国际大科学计划、发展自主科学评价体系等战略举措，推动科技发展从“技术追赶”向“范式引领”转型。要改变“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的倾向，建立以创新价值、能力、贡献为导向的人才评价机制；鼓励科学家“十年磨一剑”，支持从中国实际问题出发提出原创概念、开辟新赛道；同时加强科学普及与人文教育的融合，在中小学课程中融入我国科技史内容，在高校设立“科技与文明”交叉课程，培养兼具科学素养与文化情怀的新时代人才。
最为重要的是，必须始终坚持党对科技事业的全面领导。党的领导是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成科技强国的前提。只有在党的领导下，才能有效整合资源、凝聚共识、抵御风险，确保科技发展始终服务于国家利益和人民福祉。广大科技工作者要自觉把个人理想融入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弘扬科学家精神，涵养家国情怀，勇攀科技高峰。
总之，科学创新的土壤在文化。要发掘和释放科学创新潜力，就必须回归文化根源。只有培育适宜的文化土壤，创新的幼苗才能茁壮成长。我们当前的任务，是坚定历史自信、文化自信，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科学深度融合，兼收并蓄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通过批判性继承、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构建兼具民族特色与全球视野的科学文化新形态，这不仅有助于提升国家科技软实力和原始创新能力，更将为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更多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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