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企业上市关键期遭遇专利狙击，到小微商家因一张网络图片被批量起诉，近年来，知识产权领域的恶意诉讼已成为某些市场主体的“商业武器”。不仅扭曲了知识产权保护的本意，更对市场秩序与创新生态造成负面影响。破解这一困局，需直面三个核心问题：为何恶意诉讼屡禁不止？如何划清正当维权与恶意诉讼的边界？司法与企业又该如何协同应对？

恶意诉讼的泛滥，本质上是市场逐利行为与制度漏洞共振的结果。最高人民法院2023年发布的典型案例显示，约32%的恶意诉讼与竞争对手的商业阻击直接相关。例如，“灵某公司反诉金某公司恶意诉讼案”中，金某公司明知其专利权利基础不稳定，仍在对方上市关键期发起专利诉讼，索赔金额精准匹配信息披露规则，意图阻碍其上市进程，打压竞争对手。这种“诉讼狙击”的背后，是侵权成本与收益的严重失衡，中国政法大学2022年调研数据显示，恶意诉讼的平均违法成本仅为预期收益的7%。

授权制度缺陷和法律规制滞后也加剧了治理难度。司法部门在处理恶意诉讼时，往往陷入“识别难、认定难、惩戒难”的困境，现行法律对“恶意”的界定模糊，赔偿机制局限于直接损失，商誉损失、市场机会丧失等间接损害难以获赔。浙江某电商企业虽在恶意诉讼中胜诉，但仅获赔2.3万元直接损失，而因账户冻结错失618大促，损失超800万元潜在收益无法获赔。另外，知识产权无效宣告程序与侵权诉讼程序分立，形成“侵权等确权”的尴尬局面，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数据显示，35%的专利侵权案件因等待无效宣告结果被迫中止审理，平均延误16个月。此外，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专利因无需实质审查，权利稳定性差，成为恶意诉讼高发领域。某企业统计显示，其遭遇的恶意诉讼中，78%的涉案专利最终被宣告无效，但平均需投入87万元应对诉讼。

规制知识产权恶意诉讼关键在于厘清其与正当维权的界限，综合“权利基础、主观状态、损害后果”三大要素综合判断。

首先是权利基础的合法性判断。恶意诉讼的权利基础往往具有明显瑕疵，如明知专利因欠缴年费失效仍起诉、将公有领域技术恶意申请专利后诉讼；其次是主观状态的恶意性判断。实践中通常需结合明知状态和诉讼目的综合判断：行为人是否知晓权利无效或侵权不成立，如明知其技术已公开仍申请专利并起诉，构成“明知而为之”的直接故意，是否以损害他人利益或谋取不正当利益为核心目标，如选择对手上市关键期起诉，索赔金额显著高于合理范围；三是损害后果的相当性判断。正当维权即使败诉，通常不会造成对方超出合理范围的损害，而恶意诉讼则会伴随滥用程序（如重复起诉、恶意保全）或虚构事实（如伪造证据），导致对手重大损失。

遏制恶意诉讼不能止于个案纠偏，更需构建司法、企业、行业三位一体的治理体系。

司法机关要从“被动裁判”转向“主动治理”，通过精细化裁判规则压缩制度套利空间。进一步明确恶意诉讼的认定标准，包括权利基础瑕疵、诉讼时机异常、索赔金额畸高等“恶意”判断要素；建立恶意诉讼识别系统，通过分析起诉频率、诉讼时机、权利存续期间、索赔金额偏离度等指标，预先识别恶意诉讼；探索“反向行为保全”制度，允许被告在提供担保后申请解除财产保全，破解“以诉施压”困局；强化反赔机制与惩戒力度，扩大恶意诉讼赔偿范围至间接损失（如商誉损害、上市延误），适度适用惩罚性赔偿；构建跨部门信用惩戒网络，将恶意诉讼主体纳入市场监管、税务、金融等领域联合惩戒名单，提高违法综合成本。

企业应加强风险防控与主动应对，将知识产权管理从“成本中心”转化为“战略资产”。建立知识产权风险预警机制，监控行业专利动态及竞争对手专利布局，预判潜在诉讼风险；强化证据保全与诉讼策略，及时固定权利无效证据（如现有技术资料、在先销售记录）；积极提起确认不侵权之诉或反赔诉讼，化被动为主动。

行业协会则有必要发挥治理的补位作用，倡导诚信减少企业逐利冲动。通过制定知识产权正当维权自律公约，提供维权指引，禁止恶意诉讼，对违规会员企业实施行业禁入。同时，探索搭建“恶意诉讼联防平台”，收录已被生效判决认定的恶意诉讼主体信息，建立风险预警机制。

治理知识产权恶意诉讼，本质上是重构法律工具与商业伦理的平衡。当专利从“创新的勋章”异化为“诉讼的弹药”，整个社会的创新基因将遭受不可逆的损伤。唯有通过多方协同治理，才能遏制“维权异化”对创新生态的侵蚀，让知识产权制度回归激励创新的本源。

（作者系同济大学上海国际知识产权学院教授、博导，同济大学知识产权学科委员会主任，国家知识产权专家库专家，中国法学会知识产权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科技法学会常务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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