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这次我是结束在华盛顿举行的第三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后，直接坐飞机来到布达佩斯的。我们没来得及休息就开始对话，谈了5个多小时，谈得非常好，涉及的问题很广泛，谈得也很深，很坦诚。在今天这个非常复杂、迅速变化的世界上，中欧之间需要深度的沟通和交流。所以我们的对话将继续进行下去，下一轮将在中国进行。
中方认为，欧盟是世界上一支非常重要的力量，是世界上的重要一极。中方高度重视发展同欧盟的关系，中欧关系面临着重要的发展机遇，双方应共同努力，推动中欧关系以新思维在更高的水平上发展。正如刚才阿什顿女士所讲，我们应该使21世纪中欧的合作成为国际合作的典范。中国的“十二五规划”和“欧洲2020”战略为双方深化全面合作提供了难得的平台，我们决心用好这个平台，促进中欧之间的共同发展和繁荣。
欧盟具三方面战略价值
“中欧合作应当成为21世纪国际合作的典范。”这是刚闭幕的第二轮中欧高级别战略对话双方达成的重要共识。从中方角度来看，欧盟的战略价值至少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在世界政治格局中，欧盟肩负三重使命，其一是维护世界多样性，避免全球滑向美国化。“美元加军事霸权”复合体的逻辑使得美国霸权充满了危险。欧盟以其欧元和民事力量对全球美国化倾向形成了巨大牵制。其二是应对世界不确定性的挑战。欧盟作为一支有序的力量，在维护和平、外交解决争端、和平建设及应对非传统安全等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相比美国在输出战争，欧盟则在输出和平（法英最近对利比亚动武，并非代表欧盟行为）。其三，推动世界走出历史悲剧的循环。作为“过来人”，欧盟极力在当今世界倡导有效多边主义、全球治理和多极世界，避免近代欧洲大国政治悲剧的重演，促进人类政治和未来观念的变革。
二、从欧洲范围来看，欧盟是维护欧洲持久和平与社会稳定的体制性、组织性力量，是欧洲保持国际影响力的主要渠道，是欧洲繁荣和国际竞争力的有力依靠，是推动“欧洲认同”的重要载体。在国际事务中，欧盟往往能发挥27×3的效应，即在国际社会的号召力是成员国数量的三倍。欧盟的软实力尤其体现在欧洲及其周边地区，包括对前苏东地区、西亚北非地区、中东地区的巨大吸引力。
三、对中国而言，欧盟是我外交的重要倚重力量，是世界多极化、全球治理的重要合作伙伴。欧盟对中国的意义更体现在我内政上：从物质层面而言，欧盟作为第一大贸易伙伴和技术转让方，是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主要技术、资金和市场来源之一；从制度层面而言，欧盟的民富模式与民事制度对于国家实力强大之后的中国，有重要借鉴意义，尤其在当下中国扩大内需、建设和谐社会、实施科学发展的关键阶段，欧盟模式更显价值；从精神层面而言，欧盟的社会理念对我和平崛起与和谐世界建设，具有重要启示。我“十二五规划”的制定深受“欧洲2020战略”启发。不仅如此，鉴于欧盟在国际影响力和涉华舆论上的独特地位，欧洲还是我提升软实力和国际形象的重要话语资源。
唱衰欧盟有三股思潮
然而，理想与现实总是存在较大差距。当前，欧盟仍受“3D”问题，即债务（debt）、人口（demography）、分化（de-integration）的困扰，因而遭到一些国际舆论的质疑，其主要表现是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唱衰欧盟。唱衰者大致有三：
其一是美国。美欧既是经济与政治的合作伙伴又是竞争对手。美国政客既希望欧盟“给力”作为盟友分担美国的责任，又希望欧盟“抵力”以不挑战美国霸权为限，尤其是针对欧元而言。希腊债务危机雪上加霜，是与美国信用评级机构一再唱衰分不开的。
其二是欧洲人内部。唱衰欧盟的有三类欧洲人，一是英国、丹麦等传统疑欧派，主要是清教徒国家，秉持重商主义和实用主义，背后不乏与美国一唱一和；二是欧洲大陆恨铁不成钢的精英，包括欧盟领导人，通过唱衰欧盟警醒欧盟团结、振奋起来；三是欧洲媒体和智库，媒体一向是报忧不报喜的；欧洲智库则限于经费和体制问题，受美国因素影响，如索罗斯开放基金会对欧洲智库有大笔资金投放，美国智库在布鲁塞尔等地开设的办公室十分活跃，积极塑造有利于美国的学术和舆论环境。
其三是世界其他地区的国家和人民，包括俄罗斯和欧洲前殖民地国家。唱衰原因表现在不理解欧盟、不认可欧盟模式、不原谅欧洲殖民主义的所作所为。它们按照传统国家视角，有的看不到欧盟强大之所在，有的不希望欧盟强大，还有的基于历史原因、现实需要尤其是自身模式贬低欧盟。
理解、吸收、改造欧盟模式
中国学术界曾不同程度地受到上述三股思潮的影响，而往往忽视了欧盟的战略价值。中国内政外交界应理解欧盟力量的本质，努力发掘欧盟对于我们的战略价值，从而实现认识上的三重超越：
超越国家，关注社会。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内政外交思考的是民族振兴，强国富民，国家建设和国际地位压倒一切。当下中国正以扩大内需、公平正义等为经济、政治改革方向，以和谐社会建设为主轴，可以预见中国将越来越能理解并吸收改造欧盟模式。
超越复兴，关注创新。以复兴为目标的中国进步轨道，自然是以恢复往日的物质丰裕和文化辉煌为主，往往可能会忽视精神价值的进一步创新。欧盟恰恰是发展路径与发展目标的一面镜子，较好地展示了什么是真正的崛起，崛起的目的是什么，崛起之后怎么办等议题。复兴后的中国，将更能认同欧盟多元文化与理念的创新。
超越民族，关注人类。传统中国外交，以捍卫、增进民族国家利益为宗旨。崛起之后的中国，应当更关注人类社会的和谐。中国贡献给人类的不应只是“中国制造”，更应是一种国际文明观和生活方式。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将更能理解欧盟把规范性作为自己力量定位的意义所在。
实现上述认识上的三重超越，能够帮助中国打开与欧盟深层次对话与合作的大门，理顺欧盟在我外交全局中的战略定位。
（作者系同济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研究院执行院长、中欧学术连线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