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高考录取结束，大家都松了一口气，以为今年围绕高考的各种议论也可随之告一段落了，但没想到北大和清华这两所在中国以善于制造各种新闻而闻名的“名校”再次掀起波澜。先是7月17日，北大率先声称在各省文理科头名考生中，除两成报考香港高校外，有六成多都被北大录取，故今年北大录取的高考状元数为全国第一。接着清华也不甘示弱，于19日也立即公布自己的“状元榜”，这一数量当然非北大能比，因为有九成省份的理科第一名和近三成省份的文科第一名填报清华，而且，这已经是连续四年的现象，故在“状元这点事”上，清华才是真正的“状元”。而这一状元数据上出现的明显矛盾虽然让老百姓笑掉了大牙，可两校却还都振振有词地认为自己的数据没有问题，并且都认为自己的统计方法或者标准才是正确的。
　　而更可笑的是，复旦也不失时机地借北大和清华的这场高考状元之争“搏出位”，勇敢地加入了以高考录取分数炒作自己的闹剧之中。如复旦称其在今年高考录取分数的排名中位列第三，并像北大清华一样列出数据以证明自己乃当之无愧的“小三”，不仅如此，而且还说自己是不争状元的。这让曾教过广告创意的我深为佩服，这种“非可乐”的定位，曾是广告大师杰克特劳特上个世纪80年代为使七喜汽水战胜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而想出的一个怪招。在我看来，如今的复旦就好比是七喜汽水，为了能当上“小三”，在清华和北大这两个著名的“可乐”面前厚着脸皮说自己是“非可乐”，其实并无本质不同，无非颜色相异而已，说到底还是碳酸饮料。
　　从中我们可见如今中国高校的病象之深。这些年来，教育部和各个大学的领导都以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自命，但对世界一流大学理解的程度之肤浅却屡屡超出我们的想象。他们以为只要把大学并在一起，然后拼凑一些自评的博士点、硕士点，再命名一批所谓的大师和学者，让他们批量生产一些中国自说自话的“核心期刊”的论文，就可以建成世界一流大学。并且，还动辄“以数据说话”，把这些东西都换算成数字来进行评估，再和中国之外的世界一流大学相比，觉得这样就可以看出与世界一流大学的差距，更容易找到前进的方向，殊不知，这正是南辕北辙、缘木求鱼。我以为，正是这样，现在的北大和清华才常常成为中国的笑话，而两校若不及时改弦更张，等到再过几年，当它们按照先前制订的时间表也像七喜一样来个“非可乐”定位，借以宣布自己已成为世界一流大学时，很有可能会成为世界的笑话。
　　当然，并不是说中国的大学不可能建成或接近世界一流大学，在历史上，中国的大学也有靠谱的时候。这一点，我们从著名历史学家唐德刚在《胡适口述自传》中所讲述的他的一个小故事中就可见出一斑。他谈到自己与数理逻辑专家王浩相熟，两人是在1939年同年考上的大学，而当年恰如今日高考一般，也是“统考”，且前者考上的是有“铁门槛”之称的中央大学，后者考上的则为今日声名赫赫的西南联大。这两个学校也是抗战时期最强的高校，一时瑜亮，难分高下，所以这两个学校的人日后碰面时，难免还会各自夸奖自己的母校。因为中大当时是名副其实的第一学府，全国的优秀考生大都以其为第一志愿，所以金榜题名殊为不易，用唐德刚的话来说，要想考上中大，“一命二运三风水，四积阴功五读书”才行。可王浩虽然承认考上中大不容易，却并不因此而觉得自己的母校不牛，他对唐说，“你们进去比我们好，出来比我们差。”而唐德刚虽然不尽同意中大出来的人就比联大出来的人“差”多少，但也以王浩所言有道理。
　　什么是大学应该比的，我想，这个例子应足可资当今的我们思考，一个大学归根结底还是应该以自己培养的学生的好坏以及对社会对国家有无贡献为指针，而不应以自己录取了几个高考状元而自傲，因为那不是自己的功劳，而是别人的努力。只有认识到了这一点，才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以及怎样做才能不辜负一个大学的名声。

                                                                                                                           （作者系同济大学中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