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最著名的人类学家和思想家克劳特·列维-施特劳斯(ClaudeLévi-Strauss,1908-2009)在10月30日与世长辞。列维-施特劳斯在当代法国思想史和文化史上占有一个不可取代的特殊地位，用法国 《世界报》的评论来说，他是“法国半个多世纪思想发展的主要动力源[8.70 1.52%]泉”。

　　列维-施特劳斯的重要历史地位

　　法国哲学会会长贝尔纳特·布尔乔亚在为拙著 《当代法国哲学导论》两卷本所写的序言中精辟地指出：法国20世纪哲学的发展，可以大致分为由三个部分的 “三分之一时期”：第一个“三分之一时期”终止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第二个“三分之一时期”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到“1968年学生运动”前后，而最后的“三分之一”则是从70年代到上世纪末。正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半个多世纪中，法国哲学和思想界，首先是受萨特的存在主义的影响，接着是由于列维-施特劳斯的结构主义的积极推动，才使当代法国思想和文化进入最活跃的自由创造时期，使法国思想界持续的创新迭起，派别林立，后浪推前浪，不愧成为整个西方思想界的最前沿论坛。如果说，萨特就是战后最积极的思想先锋的话，那么，克劳特·列维-施特劳斯就是引发当代法国哲学进入更繁盛的创造时期的关键人物。

　　列维-施特劳斯是以他的结构主义而奠定其在当代法国哲学史和文化史上的特殊地位。列维-施特劳斯原本是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但他的结构主义具有无可否认的普遍方法论的意义，使他的结构主义远远地超出了人类学的范围，从上个世纪中叶开始迅速地影响到整个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触发了法国思想界的理论革命，大大推动了早就由萨特开创的反传统运动，导致对西方逻辑中心主义和主体性范畴的彻底颠覆，引发了往后50年“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和“新符号论”的崛起及传播，开拓了法国理论研究的广阔新视野。

　　列维-施特劳斯的主要理论和方法论成果，集中在他的著作《种族与历史》(1952年)、《忧郁的热带》(1955年)、《野性思维》(1962年)、《当代图腾主义1962年、《神话学》(1964-1971年，四大卷)、《结构人类学》(1958-1973年，两大卷)、《面具的途径》(1975年)、《遥远的眺望》(1983年)、《嫉妒的女制陶人》(1985年)以及 《猞猁的故事》(1991年)等书中。列维-施特劳斯的“结构主义”思想和理论，其基本范畴是“结构”、“断裂性”及“共时性”等，主要的探讨论题是“神话”、“亲属关系”、“语言”以及“自然与文化”。所有这些范畴和论题，都围绕着人及其文化的产生和再生产的问题，都关系到人类本身的历史命运及文化创新的前景。

　　野性思维并不野蛮

　　列维-施特劳斯曾经反复指出：文化结构，如同各个系统一样，是稳定不变的；构成结构的任何系统中，其各个构成因素之间始终维持紧密的相互依赖关系，其中的任何因素都不能独立于整体系统而发生自由的变化。不管是古代或现代，也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深深地隐含在语言和亲属关系中的文化基本结构，是始终不变的，它们也是同型同构的。因此，在人类各民族和各种族之间，虽然可以存在不同的文化 (语言、习俗、制度、思想等)，但它们在本质上是一样的，并不存在“先进”和“落后”、“文明”和“野蛮”的区别。

　　列维-施特劳斯的著作《野性思维》就是集中阐述这个问题的。他在那本书中强调：“‘野蛮的思维’并不野蛮。”相反，他认为：被诬蔑为“野蛮”的原始民族(以印第安人为例)所创造的文化，特别是他们的丰富的神话和习俗，乃是人类文化的典范，是最自然和最素朴的人类文化的典型，也是全人类各民族应该视之为“榜样”的。原始人所创建的“野蛮”文化，由于它们最接近自然，又是未经人为加工的，所以具有最珍贵的永恒价值。由此，列维-施特劳斯强调世界各民族及其文化的平等性。正因为这样，从50年代以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始终邀请列维-施特劳斯作为重要顾问，并请他主持教科文组织对世界各民族文化遗产的维护、清理和评估工作。

　　列维-施特劳斯反对种族主义，尤其反对“西方种族中心主义”以及“西方种族和文化的优越论”。这在西方人类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它成为了人类学研究的转折点。在这以前，人类学和民族学，从16世纪开始，一直伴随着西方人对世界各地的渗透活动和侵略活动，把它同基督教传教并列称为西方向外扩张时期所使用的两大 “橄榄枝”，以便同扩张中的军事暴力干预相配合。在列维-施特劳斯之后，人类学研究的性质发生了变化，引起了“后殖民人类学”的诞生，使人类学终于摆脱了西方霸权主义的控制而真正地显示出它的人道主义性质。

　　根据列维-施特劳斯的结构主义，人类历史就是人逐步脱离自然界而走向文化创造的过程，这一过程作为一个整体是不变的。具体地和局部地分析，历史是连续和历时的(diachronique)；但总体地看，历史是共时的(synchronique)整体。因此，历史各阶段之间的关系，如同地质学勘探中所发现的地质结构那样，各个不同时代的结构都是“共时存在”，并呈现为“断裂”的。为此，结构主义的发展导致“断裂性”和“共时性”等概念在人文社会科学界的普遍传播，也批判了把历史各个阶段加以直线连接的传统历史主义、历史目的论以及各种各样的历史演化论。

　　“断裂性”和“共时性”概念的传播，严重地打击了传统的历史主义，也立即引起了萨特的反驳。1960年萨特在他的《辩证理性批判》一书中严厉批评列维-施特劳斯的结构主义观点，标志着当代法国哲学发展的新转折点。

　　对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和环保主义的启发

　　结构主义的传播导致对传统思维模式及其论述形式的“解构”，从而推动了解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兴起。当代法国思想家，诸如德里达、福柯、拉康以及罗兰·巴特等人都是程度不同地受到了列维-施特劳斯的结构主义的启发和影响。所以，法国媒体在传播列维-施特劳斯逝世的消息时说：60年代之后的法国思想家几乎都是列维-施特劳斯的“孩子”。

　　列维-施特劳斯的思想还推动了环保主义的发展，积极促进保卫自然资源、遏制滥用技术的“技术专制主义”的倾向。现在，列维-施特劳斯已经被公认为当代环保运动的“主要创始人”。在他逝世的时候，人们反复引用他的警句：“世界是在没有人的情况下开始的，它也必将在人彻底消失之后而终结。”

　　列维-施特劳斯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他的思想继续保持其生命力，也毫无疑问地将作为人类文化的珍贵遗产而永载史册！

　　(作者系同济大学欧洲文化研究院院长)

　　2009年11月20日  经济观察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