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前的8月是疯狂的。今年8月18日下午，我刚完成了对一本书的整理，忽然电闪雷鸣，大雨倾盆。上海已经好些日子天天下午有雷阵雨了，但这一天很特别，天色灰蒙，若隐若现，似乎还飘起了雪花———当然也只是瞬间。

　　现在的许多年轻人，已经不知道40年前的“8月”是什么样的日子了。

　　刚好就在这两天，《东方早报》以相当大的篇幅加上照片，隆重纪念40年前的8月15日至17日这三天三夜，称之为“拯救了世界”的“乌托邦”，而且，在人类历史上，似乎也就只有这三天。这里指的是发生在一个名叫伍德斯托克小镇上的事，那一天有几十万人（还有100多万人未能赶上）聚集在那里，参加一个大型摇滚乐的音乐狂欢活动（李安正在导演这样一部电影）。

　　40年前的60年代，到底是一个怎样的时代？

　　对我们这代人来说，自然想到的是“砸烂旧世界”的文化大革命和“改造世界观”的下乡插队。

　　美国呢？他们以“做爱，不作战”和“卧床运动”抵抗着政治行动主义，以此相伴随的，就是被称为“嬉皮士”的摇滚乐、麻醉品、同性恋、避孕套、脱衣舞和野兽派———都是我们那时天天批判的颓废主义，但我们没有想到这种颓废主义，也是对心中的恐惧与压抑的释放，更没有想到在“反主流文化”中，它会与民权运动、妇女解放、种族平等，与反战运动，与马丁·路德·金的《我有一个梦》和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联系在一起。

　　在《20世纪思想史》这本书中我读到，1967年，T·马歇尔成为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第一位黑人法官；1968年，S·奇泽姆被选为首位国会黑人女性议员；1969年，土地开始归还给土著美国人；1970年，女性获公民权，首批被废除种族隔离的班级在美国产生……1973年，在美国，堕胎合法化，洛杉矶选出第一位黑人市长……2009年，奥巴马走进了白宫。

　　让我们感到奇怪的是：为什么这么晚了，美国才走到这一步？

　　更让我们感到奇怪的是，在这样一个动荡的时代，为什么伴随着这样一些社会变化的，竟一直是被我们称之为颓废、低级趣味、迷幻药、神秘宗教的不健康行为？也许大众文化本身，就是一种不动脑子就可以逃避的方式，它既可以转移人们对更有意义的政治行为的关注，也使得日常生活中“政治的微生物学”（福柯语）终于显现出来，并迫使我们不得不去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当法国思想家G·德博尔所谓的“景观社会”已经来临，当商品成为到处可见的东西，形成了商品对世界的殖民化后，我们到底是在享受自己的自由，还是不得不被动接受这一切？

　　电脑、公司、官僚机构都是一些“缺乏灵魂”的物体或机构，但我们却不得不依赖于它们；当我们的孩子想以逃避的方式沉溺其中时，发生在我们这里的，为什么会是在治疗“网瘾”名义下的强制机构和毒打致死？是一些地方更为隐蔽的卖淫，更为贪婪的受贿和可怕至极的凶残？

　　大众、通俗、娱乐、party、网友、野餐，艳丽的着装和让人眼花缭乱的选美比赛，有些时候感觉像40年前的美国。但又似乎缺少了一点什么，至少，不会有几十万人在伍德斯托克的自我放纵。

　　40年一下子就过去了。

　　还是在《20世纪思想史》这本书的第30章中，作者说，1961年，东德出现了柏林墙；1962年发生古巴导弹危机，肯尼迪总统下令封锁古巴；1964年春，在肯尼迪被刺后几周，继任者约翰逊就已经意识到贫困与民权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美国人不仅对自己的物质利益感兴趣，而且对所有公民人性的实现的前景更感兴趣”，于是，上世纪的60年代，尽管被认为是“轻浮的、俗丽的”，在音乐麻醉和性放纵中充满引诱式的虚无主义，但也同时是一个“见证了社会各个领域的整体性转变”的时代，因为人们开始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当他们前所未有地面临或面对人类生存的基本困境时，就不得不提出这样一个问题：“自由、正义和平等究竟意味着什么和如何才能实现？”

　　如果不提出这样一个问题，那10年就会在放纵与麻醉中变得毫无意义，就如我们的激情与狂热也变得毫无意义一样。

　　读记载那样一个时代发生在世界各国的书，我常常会有一种时空倒错的感觉，有时觉得我们远远走在他们前面，有时又觉得这是一种恐怕永远也追赶不上的落后。

　　当然，我们会以文化、国情作为不必追赶的理由说服自己，但，每当我们听到或看到那些血淋淋的、事关我们下一代未来的各种悲惨故事时，就免不了会想：假设他们或她们生活在另一个时代又会怎样？

　　（作者系同济大学教授）

　　2009年08月29日  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