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从2008年3月22日开始，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哲学系主任、博士生导师陈家琪的“三十年间有与无”系列评论，在本报陆续推出，至本期全部连载完毕。这组评论，旨在通过一位哲学家的个人化视角，回顾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历史进程。日前，本报记者曹保印专访陈家琪教授，对话如何在思想中把握自己的时代。
对话人物：陈家琪(同济大学教授)
曹保印(新京报记者)
“有”就是“得”，“无”就是“失”
新京报：“三十年间有与无”这组文章，就要连载完毕，对此，你做何感想？
陈家琪：我要感谢《新京报》。它为我从哲学的角度，系统回顾改革开放三十年，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这个系列中的不少文章，被许多媒体转载，读者也给予了很好的评价。不久，复旦大学出版社还将把这些文章结集，出版《三十年间有与无》一书。
新京报：你为什么把这组文章，定名为“三十年间有与无”？
陈家琪：“有”与“无”是两个哲学范畴，“有”就是现象，就是表象，就是显现，总之，总有个什么东西让我们看到了，感受到了。萨特在写他的《存在与虚无》时，一开始就要讨论“有的现象与现象的有”。
没有人会不承认“有的现象”，但我们又并不满足于“现象的有”。我们知道，在“现象的有”“后面”，还有我们所看不见、感受不到的“有”。今天的我们，已经不习惯用“本质”这个概念了，因为本质就在现象之中，但依旧可以把二者区分开来，就如从那些意在让别人观瞻的现象中，就知道隐藏在它后面实际的东西是什么。
新京报：就改革开放30年而言，你所说的“有”与“无”，指的是什么呢？
陈家琪：从刚才我所说的这一意义上讲，“有”也就是说，我们在这30年间，看到了的是什么、得到了的是什么；“无”自然也就意味着，我们在这30年间，没有看到的是什么、没有得到的是什么，而且这始终未得到的东西，又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
新京报：哲学上讲“有得有失”，是不是你所谓的“有与无”？
陈家琪：是的，有得必有失，天下没有只有得，而没有失的事。“有”就是“得”，“无”就是“失”。在这30年中，我们得到了那么多，可失去的又是什么？我们经过这30年千载难遇的机会，到底应该给后代留下些什么精神上或制度上的遗产？这里之所以强调“精神”与“制度”，无非是因为人毕竟是一种有精神追求的动物，因为只有制度性的东西才能给这种追求提供持久的保证。
语言的贫乏严重制约着我们的思想
新京报：这组系列评论中的很多内容，直接引自你的日记。你为什么想到用日记体这种形式？
陈家琪：对这三十年的记录，我偏重于个人记忆，于是只好借助于日记。只有日记才是从个人出发进行的记录，哪怕是国家大事，一旦进入日记，也就变成了个人的事。
新京报：那么，你是有意识通过日记这种形式，记录历史轨迹的？
陈家琪：说实话，我真的一点也没有记下这30年历史轨迹的意思，一点也没有。记日记只是我个人的生活习惯。我只想在日记中寻找那些让我自己感到不可理解的思想与情感轨迹。也就是说，我之所以这样写30年，纯粹与我个人的偶然性因素有关。我把这种偶然性理解为某种气质上的或哲学自身的特有功能。按照黑格尔的说法，偶然性是绝对必需的，现在的问题就是它还没有显示为系统的整体，所以也才需要重新认识我们的时代。
新京报：在这组文章中，有很多你个人化的记忆，但你又偏重于哲学思考，提出了一些概念。而在这些哲学思考中，却还存在着一种内在的冲突。这是为什么？
陈家琪：所有的记忆，如果不凝聚为概念，就会在散失中失去意义。概念相当于航标，给人的记忆指示一个方向，一个如何理解我们这个时代的方向。所以，如何从个人的记忆出发，使之成为对时代的理解，就必须如黑格尔所说的那样：在思想中把握自己的时代。
因此，我偏重于哲学思考，但由于日记中所记录的又大都是个人记忆，具有很强的情感色彩，而且是转瞬即逝的、很个人化的记忆，所以就有了内在的冲突，不知道该如何表达：是理性的思考，还是抒发个人的记忆情感。我努力想使这二者达到某种平衡。
新京报：我能够感觉到你的这种努力。的确，回顾这30年的历史，寻找到合适的表达路径，比如概念、词语等，这非常重要。
陈家琪：是啊，说到底，这三十年对我们所具有的意义，依赖于我们所能找到的表达，依赖于我们用怎样的概念、用什么样的词语，来重构过去的岁月。而我们现在所面临的最大困难，就是找不到恰当的概念与词语来重构历史，重构我们的时代。语言的贫乏严重制约着我们的思想，而这种贫乏又与学校及媒体几十年来用习惯了的思维方式、表达方式，对我们的影响有关。
新京报：读你的这组文章，我有一种感觉，那就是，你的命运似乎与我们国家的命运，有一种巧合。
陈家琪：你的感觉很对。我个人的命运，的确与我们国家的命运，有一种巧合：1966年，由于父亲的成分问题，我与母亲被迫迁离西安市。迁离的那一天，1966年5月16日，被正式定义为“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日子；1978年，我考上了武汉大学外国哲学史专业硕士研究生，自己的命运发生了根本性转折。而这一年，也就是今天的30年前，我们国家开始了改革开放历史里程的起点。
新京报：1978年，你和硕士研究生同学们，对十一届三中全会，有过不同看法吗？
陈家琪：当时我们有过激烈的辩论，比如，就有人问：难道阶级斗争说没有就没有了吗？工业不学大庆，农业不学大寨，工业、农业怎么发展？对这些问题，没有一个人能回答得上来。
但是，当时的我，发自内心地拥护十一届三中全会，拥护改革开放，而且认为“开放”比“改革”更根本、更重要。因为中国历史上的改革不计其数，但近代以来阻碍我们发展的，就是一个开放不开放的问题。这种信念一直坚持到今天。
我们必须在厘清概念上下工夫
新京报：对这30年的变化，从整体上看，你个人做什么样的评价？
陈家琪：这30年的变化，无论怎么说都不会过分，我几乎想到了当年李鸿章的那句名言：三千年未有之变局。30年前，再有想象力的人，也想不到我们国家会变成这个样子。
新京报：可是，对年轻人来说，这些都是平平常常的生活。
陈家琪：的确，比如在地铁上，年轻人觉得这一切都理所当然，没什么好奇怪的；只有像我这样年龄的人，才小心翼翼地东张西望，知道这个国家正发生着怎样的变化。这种变化除了能看见的，还包括看不见的，除了自己能想通的，也包括某些想不通的。
新京报：你认为当下社会的精神状态存在什么问题？
陈家琪：最重要的可能还是信念，还是道德价值观念上的混乱。我们丧失了整理、解释、说明生活之意义的框架。还是法治而不是法制的不够健全，还是权利而不是权力的保障不够有力，是必需的东西还没有真正成为人们精神上的必需。许多至关重要的概念，我们依旧停留在抽象性的认识上。这是所有从事哲学研究工作的人的失职。
新京报：在改革开放30年后，我们在深化改革的道路上，应该注意什么？
陈家琪：在我看来，我们这个民族的根本，都要建立在对精神的追求上；而这种追求，又一定具有全球或全人类的视野。从实际生活上来说，也只有这样的视野，才能给我们什么好、什么不好的比较。特殊性越丰富，关于美好生活的概念也才能越具体。
2008年12月20日 新京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