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间有与无”之三十
这一年真的有些平淡。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就没有了新年钟声，电影频道的外国电影又总是很晚才播放，中途还要加三次广告，每次都很长。这一年，我真看了不少电影，最好的就是《父辈的旗帜》。现在盛行军旅片，真希望我们也能拍出一部这样的影片，它的主题应该是彻底的反战，应该是战争中的英雄无名。
最高人民法院收回了对死刑犯的“最后核准权”，这大约每年会少杀一些人。在人类社会中，“报复”或“报应”总是必要的，但这与杀死一个人却有所不同；“解恨”总是当下的，并不能成为“杀人”的正当性依据，所以在我的记忆中，“被杀者”一般都要被冠以“敌人”的名号。一旦成为“敌人”，杀起来当然就理直气壮了。
4月18日7时15分，辽宁省铁岭市清河特殊钢有限公司发生钢水包倾覆特大安全事故，32人当场被滚烫的钢水烫死，那种场面想起来极其恐怖，世界上没有任何一部恐怖片能达到这样的效果，只要想想，就会浑身战栗。
6月，山西洪洞县的“黑砖窑事件”举国关注，尽管连“回到奴隶制”这样的词语都用上了，但事情过去了，也就过去了。“后续报道”、“追踪报道”一直是我们的新闻报道所欠缺的，原因其实也很简单，因为总要到一个地方为止。
当然，在这一年，围绕奥运的鸟巢是非、金牌图腾，围绕金融界的股票“涨跌”，围绕影视生活的“色·戒”、文化生活的“博客”，还有恢复高考30年，新农村的远景图案，都还有很多话可说。大家如果要想从平民而不是精英的角度了解这些的话，可以去看这本书《2007中国平民回忆》。
对我所在的同济大学，这一年百年校庆，温总理告诉我们“没有一流的文科就没有一流的理科，没有一流的理科，就没有一流的工科”。
这一年是我的“耳顺之年”。我也有了一种空前的安逸感，春节在海南，去了霸王岭；6月在成都，登了贡嘎山；8月在庐山上住了一个多星期，真正的避暑；10月在乌镇，另一个僻静的所在———由于管理的问题，僻静到晚上空无一人的地步。在杭州也住了些日子，那些天总是有雨，而雨中的杭州又分外妖娆，总让我想起戴望舒的《雨巷》，那种悠长、寂寥而又彷徨的感觉。
这一年，看了艾伦·布卢姆的《美国精神的封闭》，深切感受到我们三十年的开放，有可能导致另一种形式的封闭，即对思想、对理论，对深度问题的封闭。如果我们的大学不再是“思想自由的岛屿”，如果我们的通识教育不是帮助学生提出“人是什么”这一大问题，不去讨论学生的潜能为什么一定会超越自身的限制，并由此思考人性问题；不去引导孩子们意识到“所有这些问题的答案既非一目了然，亦非无从寻觅”，但只有持续关注这一问题，“强烈的求知欲与严肃的生活才有可能”的话，“自我得意中的自我封闭”就几乎会成为一个不可避免的结局。
后来，我看到了一本书，书名就是《行走的梦想》，一个名叫兰泊宁的女孩子写的，十分感人。对我们一般人来说，如此简单的一件事，对她竟如此难，而我们，却并不懂得珍惜。于是，我就决定把普世价值理解为对我们所有人而言的一个“行走的梦想”。
这一年的年底，我飞去福州，参加一个有关“信仰的缺失”的学术讨论会，一切的一切，都让我把注意力集中在一个古老的问题上，这就是“如何认识我们的时代”？或者说，“什么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本质特征”？“信仰与信念的区别是什么？我们有什么经验(休谟称之为活泼的印象)支撑起自己的信念”？
人无信则不立。
这里的“信”就指的是信念。如果说信仰指的是一种对至高存在和代表终极救赎的内心态度，信念则指的是一种根据概念性事实(休谟称之为一种活泼的印象或知觉)而作出的可然性推论。比如，我们知道我们已经被纳入了世界历史的范畴，我们的历史书写离不开人类史；特别是近代史更是与西方的历史发展紧紧纠缠在一起；我们知道只要是人类，无论何种民族、何种语言、何种时代、何种阶级、何种文化，都有自己表达对生死婚嫁的既定仪式；我们都知道在食、色之外，都还有对阅读、交流等不可见的精神价值的追求，等等。所有这一切，按照康德的说法，就是“共通感”，或人类所具有的“主观普遍性”。
这种“主观普遍性”作为一种价值观念，是如何具有了普世性的；为什么说它是道德绝对命令(就是说是出于义务而不是合于义务)，而我们的教育观念又因缺失了这种“主观普遍性”导致了怎样的后果。这恐怕真是一个时代所回避不了的问题。
我承认：“共通感”、“主观普遍性”，作为信念，你永远无法证明其存在，但又正是我们这些残缺不全的人，所必须或应该具有的“行走的梦想”。
2008年12月20日 新京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