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前的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杨浦滨江时，提出了“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重要理念。日前，国家发改委和上海市共同召开人民城市建设座谈会。这个特殊的契机，让人们再度思考上海这座城市的发展理念。

两年来，深入践行“人民城市”重要理念、不断为上海开创人民城市建设新局面贡献智慧和力量，成了很多工作与城市建设、规划、治理相关的专业人士的重要工作之一。

同济大学原常务副校长伍江教授是其中的一位代表。他关于“人民城市”价值体系的思考，凝结了他个人的积累与心得，也将业界关于“人民城市”的探讨推向纵深。

前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提到“人民城市”的问题。其实，在我们专业界，不管是社会学，还是规划学、设计学等各个领域，在谈到城市的时候，本来就应该始终坚持人民性。那为什么习近平总书记还要强调“人民城市”？从何时开始，我们的城市建设与治理不那么重视人民性，或者说忽略了人民性呢？这些问题值得我们深思。

城市之所以产生，是人们为了生活和生产的需要，为自己创造一个更加安全、更加美好的空间。城市的一个特点是人的集聚性，是一个由很多人集聚在一起共处的空间。因为共处、共聚，这个人造的空间而非纯天然的空间就具有了生命性，它会变化、成长，也会消亡。

回到一开始说的那个问题：从何时开始，城市的人民性就不那么受到重视或者说被忽略了呢？我想，问题大概出在，由于城市是一个人造的空间，城市人对自己创造的生活、生产的空间天然地享有支配权。但随着城市规模越来越大、城市可以承载的功能和内容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人们也就越来越少思考城市的初衷。所以，我们时常需要回到“人民性”的初衷，需要一个日臻完善的治理体系来保障“人民性”的实现。

这个治理体系需要关注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如果完全靠自下而上的个体诉求的满足，可能会带来整个城市大的秩序的混乱。第二个问题是，一旦我们过分追求秩序的井然，个体诉求可能会被忽略、个体的能量可能会被淹没。这时，我们就需要一个自上而下的治理，我们需要设计，需要秩序，需要各种各样的规则，也需要弥合治理与个体之间的张力。

不管怎样，城市是为了“人”而来，城市秩序的塑造、城市活力的激发最终都是为人服务、为了让人享受更高质量的人类文明成果。而这里所说的“人”，不仅是一个抽象的人，更是一个又一个具体的人。找回个体的能量，把人民建设美好家园的主观能动性找回来，最终激发基层社会的活力，大概就是“人民城市”的应有之义。

在我看来，城市由几个共同体形成。首先，它是一个“生存共同体”。人要在这里生存下去。为了更好地生存，就有了集聚性，有了从个体到家庭、到群体的变化。所以，城市又是一个“生活共同体”。很多群人生活在一起，需要处理好彼此之间的关系，这就需要成为一个和谐的社会、一个富有活力的“生机共同体”。当人群越来越多，人类对自然的影响越来越大，会改变城市所在地既有的自然生态环境，这让城市又成了一个“生态共同体”。最后，人从“一代人”到“一代又一代人”需要文明的传递，于是，城市又应该是一个重视精神传承的“生命共同体”。

怎样的生存、生活、生机、生态和生命，更值得向往和追求？如果能回答好上述这一系列问题，我相信，我们的城市一定能建设得更好，不仅全面实现“硬实力”的发展、“软实力”的提升，还会成为一个人人向往的城市。

“安全有韧性”的生存共同体

去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上说：“我国城市化道路怎么走？这是个重大问题，关键是要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作为城市发展的基础目标。”

人的生命安全是城市幸福的首要指标。作为一个城市，如何给它提供安全保障，是十分重要的。所以，在我看来，我们的“人民城市”首先应该是一个“安全有韧性”的生存共同体。

要成为一个“安全有韧性”的生存共同体，首先，城市必须要提高抗击各类灾害的能力，减少各类灾害带来的伤亡。

很多时候，灾难的来临是无法预见的。这时，一个城市除了要具备应对各类紧急状态的能力、具备各种力所能及的现代化技术手段，更重要的是，我们要给城市留有弹性空间。

正如为了更好地帮助超高层建筑应对风致振动，在高楼遇到强风时降低加速度响应、降低大楼晃动幅度、提高建筑内部人员舒适度，人类发明了阻尼器。对于城市空间而言，也需要一个类似的“阻尼器”。这个“阻尼器”的本质是，在城市人遭受灾难的时候，既给自己创造硬件条件，又尽可能减少生命的损伤。

除了更好的硬件，我们还要提高应对各类灾害的能力。新冠肺炎疫情到来以后，我们无法确知它到底还要持续多长时间。但无论如何，建设一个“健康城市”，建设一个市民拥有更好的自我保健能力的城市总是必要的。这样，未来无论遇到怎样突如其来的健康问题挑战，市民都将具有更强的适应性和应对能力。

比起疫情，当前人类面临的更大挑战其实是气候变化。我们国家为什么在国际舞台上一直强调气候变化的重要性，为什么很多国家坐在一起只有这个问题能谈得起来？因为这是全人类面临的共同前景——在剧烈的气候变化之下，人类能否生存是一个大问题。

所以，我们现在就要未雨绸缪。为什么我们国家要提出“双碳”战略？因为现在有大量事实指向二氧化碳排放是地球变暖的主要原因，而气候变暖会给人类生存带来极大挑战。对于这样的战略，城市建设和治理要想办法从各个环节入手，保障“双碳”战略的实施和落实。

“安居乐业”的生活共同体

2019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上海时强调，要努力创造宜业、宜居、宜乐、宜游的良好环境，让人民有更多获得感，为人民创造更加幸福的美好生活。

在宜业、宜居、宜乐、宜游中，“宜居”是核心。一个城市只有能够让来到这里的人能够舒适地居住下去，加上宜业、宜乐、宜游，才有整个城市更美好的生活。所以，在我看来，“人民城市”价值体系的第二个维度，可以是“安居乐业”的生活共同体。

关于宜居，现在大家有很多美好的理想，希望城市具有更好的条件，希望城市里也有好山好水，拥有公园一般的城市环境。但大家不要忘记了，城市里除了自然环境可以给我们带来愉悦感，通过我们自己的努力和构想设计出来的各种各样的人造空间和公共服务，也可以带来幸福感。

城市建立本身其实是一个离自然越来越远、集聚到城市里的人越来越多、公共空间越来越拥挤的过程。特别是在中国，在我们人口巨大又没有太充沛富裕的自然禀赋的情况下，城市更应该强调通过各种类别的更好的城市服务，来提升城市的宜居水平。这才是城市宜居的根本。

在人类可以给自己提供的公共服务里面，最重要的一部分是居住。可以说，住房保障是宜居的核心。这些年，我们城市里的住房问题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我们不能忽略的是，在越来越多的人可以在社会进步当中获得居住改善时，这个社会中依然有一部分人无法依靠自己的能力改善住房条件。如何为改善这一部分人的居住环境提供支持和帮助，也是非常重要的。如何托住社会底层居住的“底线”，必须受到应有的重视。

“宜居”除了住房保障，还包括体育、文化、艺术、教育等各种公共服务和各类可以为日常生活带来便利的服务。过去，我们经常谈“生活配套”，但事实上，人不可能在“配套”的基本服务里面得到幸福，人在拥有选择权的服务中才能得到幸福——在两个里面挑一个幸福一点，在三个里面挑一个幸福感倍增。

当然，城市提供更丰富的选择是有成本的，一个城市提供服务的能力与其经济社会发展程度呈正相关关系。对此，我们不能好高骛远，应该在突破公共服务简单配套的基础上，提供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可选择服务。简单来说，宜居应满足不同类型和不同阶层的需求。城市服务不仅指核心公共服务设施，还包括日常设施；不仅是基本服务配套设施，还应有更多的选择。

“多元包容”的生机共同体

2019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甘肃时强调，城市是人民的，城市建设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让人民群众过得更幸福。金杯银杯不如百姓的口碑，老百姓说好才是真的好。

由此，我想到，“人民城市”也应当成为“多元包容”的生机共同体。城市要为每一位市民创造美好的生活，每一位市民都在被服务的范围中。其中，需要特别关注和善待需要保护的弱势群体。这里所说的“弱势”不仅仅体现在经济能力上，还体现在年龄、性别、身体条件等。

每一个人的人格价值是等值的，我们的城市应让每一个个体获得幸福。但是，我们往往忽略了人民性，忘了这个城市到底为谁服务。比如，我们做规划，常常是“上帝视角”，总是在乎从天上往下看的效果，其实更重要的是从人的尺度出发，创造尺度近人的宜居空间。

在我读大学的时候，老师就跟我们说，“巨大不等于伟大”。人可以追求伟大，但这个“伟大”更多是指一种精神价值的伟大，而不是指尺度的伟大。城市追求巨大尺度不等于伟大，房子不是越高就越伟大，广场不是越大就越伟大。只有让人们能够感受到幸福生活、得到精神寄托的城市，才称得上真正伟大的城市。

很可惜，一度，我们的城市失去了近人的尺度。城市越来越大似乎是一种必然。人多了，经济进步了，功能需求增加了，而土地资源有限，房子越造越高、越造越大难以避免。但是，建筑与人的关系不能变。

城市越来越挤，不可能为每个人都提供一处理想的私人空间。但城市可以提供更多的公共空间为大家所共享。城市还应该重视步行与慢行，追求丰富的街道生活。由那样的理念驱动而来的城市，相信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而不是把彼此之间推远。即便是在一个容量有限的公共空间里，我们也要发挥人的智慧，使之更好地发挥公共性。

今年亚洲建筑师大会的主题就叫“共享”。共享什么？共享一个容量有限的空间，在这个空间里面，使用是可以叠加、复合的——今天你来，明天我来，或者大家一起来。

那么，城市的公共空间是不是越整洁越好呢？我们常常整治脏乱差，但也不必犯“洁癖”。城市好不好绝不是照片拍出来好看不好看。城市公共空间里的“乱”如果带来对他人利益的侵犯、带来社会不和谐，我们当然要整治；但如果这个“乱”是多元和驳杂，并不侵犯相互利益和公共利益、大家各得其所，那么应该被允许、被包容。城市恰恰需要这样的“乱”，因为它能带来城市的活力与生机。

“迭代进化”的生态共同体

“人民城市”价值体系的第四个维度，我想，应该是可以“迭代进化”的生态共同体。恰如2020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江苏时指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必须把保护城市生态环境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科学合理规划城市的生产空间、生活空间、生态空间，处理好城市生产生活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

城市是人类社会活动的空间载体。人的社会活动及其形成的社会关系总是一层一层的，从个人到家庭，从家庭到社会，再从社会到自然。为何要强调生态作为一个共同体的“迭代进化”？因为，在我看来，人对自然生态的关注，不只是一个自然环境问题，实际上是一个代际的道德问题，关系到是否有为后代留下发展空间，本质上还关系到人类文明能否永续发展。为此，城市里的人们不仅要注重保护系统性的生态基底，还要注重环境容量下的绿色发展。

城市是人为的，但城市依然处在自然当中，城市空间多少会与自然生态发生冲突或矛盾。但作为城市环境的一部分的人，理应重视自然元素与人工元素的共同迭代。这样，我们才能确保城市面向的未来是可以持续发展的、是可以在一代又一代城市人的手中和脚下延续的。

中国古代有很高的智慧，叫作“天人合一”。它更多指的是个人生活意义上的天人合一。到了我们这儿，可以再进一步，追求人类生活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美好。

前不久，我在电视上看到一个关于北京家燕的故事。北京某胡同里的一个屋檐下有一个燕窝。在房子整修的过程中，当地人没有图一时之快铲除它，而是小心翼翼地帮它连同里面的雏鸟重新安了个家。安家完毕后，人们再设法引导归巢的燕子找到新家，让它和雏鸟团聚。我看了真是非常感动。

我们之所以谈生态、谈可持续、谈减碳，就是为了保护我们的生态环境，保护生物的多样性与生活方式，因为地球上若是没有了多样的生物，我们人类也会生存不下去。自然生态可持续发展是我们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前提。

“传承不息”的生命共同体

“人民城市”价值体系的第五个维度，我想应该是“传承不息”的生命共同体。这里的传承，专指文化的传承。

在我看来，如果把城市比作一个有机的生命体，那么，城市生命的灵魂是文化传承。因此，符合生命体发展的有机更新和激发历史空间的当代活力是非常重要的。

人的生命并不长，但人可以让自己的精神价值沉淀下来。对于城市而言，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其背后隐藏的精神价值，正是让自己的精神文明得以沉淀、保存、延续的重要方式。

文化有个很大的特点，它不是突然一下子就有的，而是一层层堆积出来、一代代传续下去的。因而，我们每一代人都有使命，都不能懈怠，都应该为人类文明、人类精神的存续做出属于自己的一份贡献。

也许有人会说，面对漫漫历史长河，自己的生命极其有限，人类文明是否延续跟我个人没有太大关系，我也做不了太多添砖加瓦的贡献。但前人在那么漫长的岁月中，抵御那么多的自然和人为灾害才保留下来的文化遗产，我们摧毁起来是很容易的。保护好并小心传承文化这件事，必须靠每一个人的努力。

在传承的过程中，我们只是一个个历史长河中的“搬运工”，没有任何理由破坏，只有小心呵护的责任。只有持续传承，再加上我们这一代人的一点新贡献、新成果，人类文明才会越来越丰富。城市是一个复杂系统，对这个复杂系统进行简单的价值判断很难，从不同的角度切入会有不同的判断。但判断城市好不好，有一个办法总能奏效，那就是，看它是否能让人民满意、让人民幸福——建设一个老百姓宜业宜居的家园，将“人民至上”刻入城市基因，时时体现在城市建设、发展与治理的方方面面。上述价值体系只是我个人的一点初步思考，希望能得到各位专家的批评指正，大家一起完善。

（作者系同济大学原常务副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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