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
第44届国际规划师大会近日将2008年度“杰出贡献奖”颁给了阮仪三城市遗产保护基金会的“大运河保护与研究”项目，这是6个奖项中惟一奖给中国的项目。
“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1794公里大运河，自隋朝以降，历时1779年才全面建成。一年一公里，这条世界上现存最古老、最长的运河，通衢之路何其漫长！悠长而灵性的生命之水，蕴藏着繁华与生机、静寂与平和、苦难与沧桑，也蕴藏着中国与世界文明沟通的密码。2006年，大运河被列入重新设定的《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也就是从这一年开始，阮仪三教授带领他的团队，花了三年时间把京杭大运河从头到尾走了一遍，21处城市及城市历史街区，83处村镇，10处节点，无不留下这位老人的足迹。
其实，人们对阮仪三的名字早已耳熟能详——他数度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发的亚太地区文化遗产保护奖；他被誉为“都市文脉的守护者”“历史文化名城的‘卫士’”“古城的守望者”；他主持的周庄、同里、甪直、乌镇、西塘、南浔六大江南古镇保护规划，被称作是一块“里程碑”；广为流传的“刀下留城救平遥”，更是被传为佳话。他的目光所及，其实有更为广阔的视野，专注于古镇、运河、城市、村落中的悠悠余脉。
在很多人的印象里，阮教授是个容易愤慨的专家。“我能不愤慨吗？我不去争，我不去吵，很多文化遗产早就被夷为平地。”不管是在田野里奔走，还是在课堂上讲课，或者被地方官员奉为座上宾，他都难以改变自己的激愤。“有些事情现在不去做，就来不及了。”阮仪三教授的紧迫感，其实正源于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责任与良知，源于内心里对传统文化的无限爱恋，源于骨子里对“中国风情”的不倦迷恋。
京杭运河保护 当务之急停止破坏
文汇报：京杭大运河保护与研究项目，是阮仪三城市遗产保护基金会成立以来实施的第一个项目。大运河途经四省二市、贯通五大水系，源远流长，纷繁复杂，你们的调查工作是如何进行的？
阮仪三：“申遗”给大运河保护带来了难得的契机，保护大运河更是时代赋予我们义不容辞的使命。从前年开始，我们把城镇调查和大运河调查结合起来，在三年时间里，把京杭大运河走了一遍，从头到尾，从乡镇到村子，一共走了114个点，共计21处城市及城市历史街区，83处村镇，10处节点。
每年我亲自坐镇，动员了同济大学、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社科院等高校和科研院所一些有经验的老师和学生，包括文博类学科的、数学学科的、地理学科的，和我们搞城市规划建筑学科的联合起来，形成一个有33名师生参加的综合团队，对京杭大运河沿线的历史城镇和历史街区及重要水利工程枢纽进行了调查。
大部分去考察的过程，都不是坐大车、小车，而是坐拖拉机，坐当地的马车、驴车，大量的还要步行，到点上把第一手材料拿到手。我们掌握了整个运河沿线各个点的历史材料，下一步的工作有了重要的依据。
文汇报：通过三年的考察，有没有形成有针对性的研究报告或者结论？
阮仪三：我们得出四点结论。第一，大运河是活生生的。这个世界遗产跟所有的世界遗产不一样，好多遗产比如长城，那是历史的典故。比如故宫，虽然还在使用，但不是皇帝坐镇了，而是变成了展览馆。大运河除了一些水利工程、运输工程已经是人文和历史的留存，它还是一条现行的、运动着的、变化中的、延续中的运河，这完全是一个新的类型。苏州、扬州的城市运量50%还是运河担负着。第二，运河在不断的变迁中。比如现在苏州段、扬州段的运河，都在不断地脱胎换骨，在不断地自我调节和自我成长。第三，保护的现状极其严峻。我们在调查中发现，与丰富的文物遗迹相比，大运河沿线有了数量更多的重建、复建或者仿古的商业性项目，破坏性建设屡见不鲜。很多保护措施都是错误的。比如，山东聊城的山陕会馆是国家文物保护单位，是一个精良的建筑，砖雕木雕非常精细，会馆外面就是运河码头。现在去看，那里造了一座小桥，小桥流水，旁边全部拆光了，变成一个孤零零的一个会馆。第四，目前大运河沿线有些地方的提议应该重新认识。比如有些专家提议把大运河重新挖开，重现昔日辉煌，要花3000个亿等等，我认为这没必要，也是错误的。这种情况到处都是。
文汇报：就是说，一些地方看似对运河进行了保护，实际上在你看来恰恰是一种可怕的破坏？
阮仪三：现在必须清楚地认识到，大运河沿线历史城镇所保存的文化遗产已经很少，有的已遭到较为严重的破坏。大运河沿线留下的众多水工建筑遗址，像河闸、驳岸、水坝也都是珍贵的历史文化遗存，许多已经毁坏散失，要及早抢救、收集、保护，情况十分紧迫。因此，最重要的是要加强对现存历史文化遗产的摸底调查，避免进一步的开发建设对运河历史文化遗产造成更大的损失。
文物是死的，人和环境才是构成文化的基础。大量的历史村镇的遗产保护，在城市化的高速发展中远没有引起重视。运河遗产不是一条简单的水道，离开了人们的传统聚居，它的保护层次是不完善的。
文汇报：那么，保护大运河究竟该从哪里入手呢？
阮仪三：应当看到，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只是我们的保护目标，而不是目的；“申遗”只能是手段，采取切实保护措施并取得实效才是目的。当务之急是停止对运河的继续破坏，防止运河文化继续流失。
另外，一条大运河的保护，现在文物部门、水利部门、地方政府都在管。大运河保护该拿出一个统一规划，由统一部门协调管理。
旧城更新:保护里弄肌理 脱胎换骨改造致使万屋一貌
文汇报：阮教授，你最近提出上海在新一轮的发展中要从“旧城改造”走到“旧城更新”的发展思路。“旧城改造”与“旧城更新”有什么区别？
阮仪三：二十几年来，全国许多城市对旧城区采取了“脱胎换骨”式的改造，大拆大建，致使我国原来丰富多彩的旧城变成千城一面、万屋一貌。
“旧城更新”把城市当成一个有机体，它有一个不断新陈代谢的过程，让它在旧的基础上生长。“新”并不意味着一片新貌，“旧城更新”强调尊重旧城区的现状，对旧区内的现状区别对待，保留城市发展的不同历史时期有价值的文化层。在原有的社会网络、生存环境、历史风貌的基础上，把积极因素发掘出来，然后去除消极因素。国外的说法是“激活”，加点火花进去，让它活起来，加点动力进去，让它活起来，而不是让它死了之后埋掉。“旧城更新”的目的不仅在于解决居住问题，而且关注社会问题，通过保护城市的遗产，改善居民的环境，促进地区的经济发展，营造和谐的社区。
文汇报：在你看来，“脱胎换骨”式的改造给城市文化遗产的保护带来怎么样的危机？
阮仪三：去年“世界纪念地基金会”（WMF）将上海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一大批建筑列为“世界上100项最濒危的建筑和文化地点”之一，这给我们敲响了警钟。WMF是世界权威遗产保护机构，这一方面说明上海是国际认同的重要历史文化遗产地，早期建筑反映了当时上海国际化的地位；另一方面也提醒我们上海文化遗产保护所面临的危机。
当大片旧城区被拆除的时候，旧城区的老建筑就面临着灭顶之灾，它们被当成废品，是落后的、破败的代表。就这样，旧城内大片历史地段被崭新的高楼大厦所代替。可是，老建筑对一个城市来说是不可或缺的，尤其是那些数量众多，却很普通的老建筑，它们不像文物建筑一样，是城市中的一个个闪光点，它们是一片片，形成城市肌理的建筑群，没有它们，城市的发展就会失去活力。
城市需要记忆旧区也是财富
文汇报：老建筑作为活着的历史，其实承载了一个城市的记忆，倾注了很多人的情感要素。
阮仪三：城市是有生命的，老建筑就是城市的记忆。老上海们和以前到过上海的人们记忆中就有许多难以忘怀的场景，像老北站、十六铺、董家渡、大自鸣钟……都在旧城改造中消失了。在旧城拆除的时候，我们丢失了上海里弄的原住民。在城市的旧区里，原住居民代表的不仅仅是作为个体的人，他们长期居住在一个街区里，他们的衣食住行、社会关系，甚至就业，都与老街区形成了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他们长期形成的社会网络，更是一种不可替代的社会资源，是社会安定和可持续发展不可或缺的资源。
文汇报：似乎城市在发展的过程中，必然要面临拆与建的抉择，尤其是像上海这样一个面积不大，而人口众多的城市，应该如何协调其中的矛盾？
阮仪三：我们并不要求留下一切，但那些记载了历史的沧桑、有历史价值的东西是和人民的情感相连的，我们要给城市留一条回家的路。我们现在说有“里弄风情”、“里弄情结”，新公房为什么没有这种情结？它不美，没有人际的沟通与流动。实际上，我们在大拆大建的过程中，毁掉的不仅仅是老建筑、老街区，我们其实也毁掉了城市发展的一些机遇。
文汇报：为什么这么说呢？
阮仪三：旧区是城市发展的资源，它具有城市新区无法比拟的优越性，如果能够发展成功，它会成为一个城市最有活力、最健康的地方。比如那些里弄房子，存在了百年，就是财富，也许现在看不见。新天地的开发并不是保护，它只留了里弄的一个躯壳，但是给人一个启示：它是个财富。美国现代创意产业最发达的SOHO，现在是创作、展示和经营文化艺术的场所，已经成为世界上通用的当代艺术代名词。创意产业在上海是刚刚起步，方兴未艾。像泰康路这些创意产业开始发展的地方，不能仅仅把它看作房地产。
老式里弄建筑演绎上海味道
文汇报：上海的很多老建筑都保留在里弄内，所以你提出一定要保护上海的里弄肌理。从专业的角度讲，上海的里弄到底有怎样的特色？
阮仪三：中国传统建筑都拥有丰富的文化内涵，特别是居住建筑更是如此。譬如北京四合院，江南厅堂式住宅，云南三合一照壁、四合五天井，以及安徽的“四水归堂”，福建的土楼，它们的布局核心都有天井。中国人造住宅，都要与天地相通，上接天庭，下接地气。有了天井，房屋就围合成院，房间就能分主次，体现传统的家庭、伦理、道德和阖家团聚的空间，长幼有序，尊卑有别。有了天井，就更能演化出走廊、门斗、前房后堂、花园庭院……住宅就丰富而又生动起来。而新建筑只有功能需求，有卧室，有厨房，有厕所，解决吃喝睡等需求。现在说的容积率、日照等等概念都是国外来的，中国传统的东西都不要了。
上海里弄的石库门房子，是中国传统住宅的升华和变异，它留住了天井，沿袭了合院，还有堂屋和两厢，增加了厨房和辅房，白墙灰瓦，增加了一点西洋装饰。它的群体布局是联排的，有总弄支弄，这种布局脱胎于中国传统的胡同和街巷，前街后巷，前门后门，独门独院。它是低层高密度的，适应了现代城市土地的集约与合理使用，也有利于大规模建设。
里弄浓缩了上海市井生活的点点滴滴，儿童们在弄堂里玩耍，张家妈妈、李家阿姨帮着照看孩子，主妇们在后门口做家务，老头老太在前门口孵太阳，小贩们串弄堂叫卖，这些都形成了里弄情结，演绎了里弄风情。里弄是活着历史，最典型的例子是新天地，虽然只取了里弄的形，没有了原有的内涵，但新天地却成为了重要的景点，它体现了“里弄风情”，有一种“上海味道”。这种模式已经拷贝到各地去了，苏州、杭州、南昌都有了新天地。
尊重历史文化保护城市肌理
文汇报：在你看来，老建筑的保护，现在存在哪些问题？
阮仪三：一是年久失修。我以前住的苏州的老房子，小时候每年春天清明刚过，巷子里就有泥水匠背着工具箱喊生意：“捉漏、捉漏”，因为马上要到雨季了，屋顶漏了，要请人给家里的房子拢瓦、补灰、换椽。到了秋天，西北风一吹，要入冬了，街上又有人喊“修门窗、打油灰”。天气冷了，要堵风眼配玻璃。老房子三年一小修，七八年一大修，二三十年要翻修，常修常新。房子都有使用周期，都得修，不修就要烂。欧洲的房子很漂亮，它们也靠修，德国七年修一次，法律上有规定的。二是超负荷使用。举我家的例子，父亲母亲、兄弟姐妹，加上老祖母，一共七口人住一套房，三楼、前进、后进，十二间房，有客堂、厨房、书房。后来搬进了七家人，开始超负荷使用。第三，产权多次变动。房子仅仅成为居住的场所，人们对房子就没有感情。房子应该是有主人的，而且是世代的主人。这些问题都值得思考，值得研究对策。
文汇报：你的回忆里有一种风情，很有悠长的韵味。对上海的里弄来讲，涉及到很多石库门房子的保护，又是怎样的现状？
阮仪三：近年来，上海市对里弄建筑居住条件的改善也想了许多办法，比如步高里的老里弄建筑，每家每户安装了厕所。步高里的老里弄原来是一家一户，现在五六户共居，家家卫生条件要更新，看似改善了生活条件，实际上历史建筑原来的结构、布局都被改变了，原来的亭子间消失了，虽然当前照顾了部分居民的利益，但是从长远来看，破坏了优秀建筑历史的真实性，改变了原来里弄的特色。近年来的风貌区改造，把旧里弄变成商业区或旅游休闲区了，这也不是旧城更新的本来目的，旧城发展的目的是满足生活的安全性、经济性，营造健康和谐的社区，不是符合现在规定的指标就是好的。
旧城的发展应该尊重城市现有的建筑和肌理，对于质量较好的历史建筑和街区要加以保留，要保护老上海的里弄特色；对于已经破败和没有价值的地区可以加以拆除重建；对于原有的居住地段，可以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内部设施的更新，提高居住质量和水平。“旧城更新”并不等于完全反对建高楼，我们提倡的是尊重旧城区的历史文化，从旧的中滋养出新的建筑文化。保护是旧城更新的核心内容，也是旧城合理发展的必要前提。
旧城更新需要借鉴“他山之玉”
文汇报：那么，你觉得应该如何保护？
阮仪三：旧城的发展需要政策的支持，我们可以借鉴“他山之玉”，将国外先进的旧城更新理念引入上海，比如法国在1975年开始实行住宅改善计划，将保护区内的传统住宅纳入国家资金补助的计划中，通过国家补助作为启动基金带动地方和个人的资金投入，对业主提出鼓励性的政策，建立市镇政府、负责住房的地方机构、负责住房补贴的国家机构和中央政府之间的合作，对法国城市旧区的复兴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国内也有好的做法。为迎接2008年奥运会，北京市政府投资10亿元进行44条胡同、1474个院落的房屋修缮和市政改造工作，提升四合院的价值。在奥运期间，四合院成为外国游客最热衷的地方。上海能不能拿出几百条里弄，在举办世博会的时候接待外国客人？我觉得大有可为。
上海里弄具备世界遗产价值
文汇报：你还提出了一个世界遗产的概念，包括上海里弄的申遗，也包括将上海朱家角、上海新场古镇与江南古镇捆在一起申遗。
阮仪三：2008年7月，德国柏林的现代居住区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其实我们上海的里弄同样具有世界遗产的价值，它不但保留了中西合璧的历史建筑，而且具有一定的规模性，符合世界遗产所要求的原真性标准，只是我们还没有充分认识到这些地区的价值。直至2000年初，上海除了11个风貌保护区外（目前是12个），还有234个完整的历史街区和建筑群未被列入保护的范围，说明上海还有很多值得保护的地方。
世界遗产的申报，有一条是唯一性。里弄就是上海唯一有的，见证了上海从过去向现代转变过程中城市居住模式的变化，从中国传统的四合院发展为满足当时居住生活要求的里弄空间，容纳更多的人口，同时保持了亲切的人性化尺度。上海的里弄的风格有三十几种，有老式里弄、新式里弄、花园里弄、广式里弄等等，最大的特点是沿袭了中国的街巷气息，形成了里弄的风情。
我最近得知，上海南汇新场古镇将被列为国家级历史文化名镇，2005年我主持编制了新场古镇的保护规划，新场是上海仅存的保存完整的近郊城镇，拥有极为丰富的资源和发展潜力，可以做大文章。目前江苏和浙江的江南水乡古镇正在申报世界遗产，我建议将上海的朱家角和新场也列进去，与江南古镇一起参加世界遗产的申报，这对上海未来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文化意义。
苏州河仍然是旧城复兴之源
文汇报：苏州河记录了上海从一个村镇演变为国际都市的辉煌历史，承载着上海城市的内涵、城市的记忆、城市的文化。我们多次听到阮教授提到苏州河治理开发中要加强对遗产保护的问题。
阮仪三：苏州河是上海的腹地，它汇聚了著名的里弄、众多的工厂、悠久的学校、各国的使馆，见证了旧城的繁盛。但随着城市产业结构的调整，许多沿岸工厂逐渐迁出，仓库码头等功能建筑日趋荒废，大量工业遗产没有得到有效的保护与再利用，大量优秀历史遗存和产业建筑被拆除，取而代之的是公共空间逐渐私有化，苏州河的人文价值被逐渐削弱。苏州河区域的发展，应该使“城市更新”与“城市复兴”有机结合，大力保护苏州河两岸文化遗产、遗存，合理利用现存的历史建筑环境、工业遗产资源，挖掘内涵文化，复兴旧城魅力，实现新城旧城交相辉映。
文汇报：苏州河的保护、更新如今已经摒弃了原有的一些理念，走上了科学发展的道路，你对未来的苏州河有什么展望？
阮仪三：今天，苏州河仍是上海旧城复兴、推动新一轮产业升级的源头。未来的苏州河区域，是一条独特的“文化长廊”、“产业长廊”、“生态长廊”，通过交通组织与沿线的各个城市重要功能区紧密结合，可以形成上海城区内独一无二的“生态能量廊道”，体现原生态、集聚休闲、集聚智力、集聚艺术的“文化休闲产业集聚带”。
2008-10-27 文汇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