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间有与无”之二十二
“私房话”
“世纪末”，一个颇有些不祥的字眼，营造着某种过于暧昧的语境，它在让一些人想到了“走向新世纪的豪迈”的同时，也会让另一些人联想到某种“末日审判”的意味；正是对“末日审判”的意识，使我们把历史从圆圈变成了直线，有了一个历史的进步观与发展观。所以按照卡尔·洛维特的说法，我们现代人所具有的历史观，其实就起源于对《圣经》中“末世论”的信仰与践履。
洛维特说：假如历史的意义在历史事件中已经自明，那么就根本不会存在历史的意义这一问题；但另一方面，只是就一种终极意义而言，历史才可能表现为无意义的。只是在有所期待时，才会产生失望，“末世论”或“末日审判”就是这样一个在让我们有所期待的同时又会产生失望的观念。
尽管我并不信仰《圣经》，但只要想到历史的终极意义，就免不了会摇摆于希望与失望之间；而1999，就是这样一组具有某种隐喻意味的数字，它让我们每个人都想说些心中的“私房话”。
所谓“私房话”，就是一些避开了“大事”的个人的情绪性“独白”。从“文化大革命”的年代中走了过来的我们，已经知道了当仇恨的表达成为一种需要层层加码的竞赛时，它就往往会与愚昧、狂热和某种可怕的心理满足联系在一起。
“独白”
所以到这一年，萌萌主编的两卷本《1999独白》终于算是出齐了———原书名是《世纪末独白》，为了避嫌，改为《1999独白》。但把“世纪末”改为“1999”，无形中也就丢失了那种暧昧所想传达出的情绪性体验。
“当这个世纪即将过去的时候，这本书将把我们每个人有关时间与空间、自我与他人、生命的存在与意义的体验记录下来；它是说给自己听的，但这个‘自己’就是每一个具有了自我意识的个人。”
这就是我写在书前的“序”。
“什么是中国哲学或汉语思想的‘现代性’？其现代性的维度与特质是什么？其现代性的现代学形态是什么？”
“近代历史哲学的核心，是以历史的进步观取代了古代的自然秩序观；但这一进步概念是不是恰恰就具有着虚无主义的基因呢？”
这是志扬和小枫在当时所提出的问题。
“我们轻言细语，我们也乐于倾听，听和说把我们联系起来。”
这是友渔写在第二卷的“卷首语”中的话。
“‘独白’不是私人语言。……但‘独白’可以是个人语言，至少在这样两层意义上：一是你可以想别人之未想，说别人之未说；二是你可以把独特的视域规定为独特的范畴、命题和表达式，给公众的话语存在提供新的地平线。这不是不可能的，宁可说，它才是应予期待的。”
这是主编者萌萌所想强调的意思。
“文化身份”
王安忆在《接近世纪初》中说：“我们是不是真是自己的掘墓人？我们奋力建造辉煌的宫殿，取土制砖，结果挖空了地基，动摇了立身之本。也许一切都和世纪末无关，世纪末的说法，只是为自己的悲观情绪制造宽阔的背景，好有所依赖，也是软弱、生怕孤寂的表现。悲哀就是悲哀，绝望就是绝望，它发生在我们内心里，随着生命的周期按时出现，世纪末不过标明它发生的时间。”
彭德和叶舒宪都对自己在大变革年代中的“文化身份”提出了质疑：彭德说，按照传统的说法，我应该算是一个学者，“但20世纪的信息爆炸使学问在我心目中的神圣感变成了恐惧感。无休止的学问使我变得聪明起来还是更茫然、更愚蠢、更固执或更自以为是？这对我来说已经变成了一个无法判断的命题。”
我更喜欢的是叶秀山先生的文章。那时的他，就是现在的我的年龄。
叶先生在《六十岁的祈祷》中说：“人有早熟的，也有晚熟的。一般说，50岁是个分水岭，孔子‘五十而知天命’，康德《第一批判》的出版在50岁以后，牟宗三先生在50岁时有一个《自述》，标志着思想的成熟；不过我们这一代人的‘成熟期’要往后推推，所以，我在60岁已过的时候，只能写一篇短文章，而它只是个‘申请书’，或是一篇‘祈祷文’：希望我们这一代人能在地球上多滞留几年，祝福新一代的人能不失时间地走完自己的‘心路历程’。完了，阿门！”
阿门！
2008-10-25 新京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