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间有与无”系列之八】

　　什么叫荒诞？就是人与其生活之间的脱节、演员与舞台背景的脱节，就是人的呼唤与世界的默不作声之间的对立。

　　1985年在我个人的生命中具有着某种特殊的意义。

　　荒诞意味

　　首先，一月份在华工召开了湖北省的哲学史年会。有人在会上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1984年第8期《人民文学》上可以刊登谌容的小说《杨月月和萨特之研究》，我们这些专门研究存在主义的学者们，为什么就不能公开发表自己对萨特的研究成果？

　　这是一个很有些荒诞意味的问题。

　　作家们可以随便说，因为他们在虚构，在想象，在创作；但我们却不能那样说，因为理论研究不能有虚构、想象的成分，它必须是求真的、务实的；什么问题一旦成了理论问题，一下子就严肃了起来；而这种严肃，本身又给人一种很荒诞的感觉。真正的相声大师在说相声和表演喜剧作品时，首先要让人看到的就是自己的一脸严肃。

　　什么叫荒诞？就是人与其生活之间的脱节、演员与舞台背景的脱节，就是人的呼唤与世界的默不作声之间的对立。越想笑，就越与生活脱节；于是只好强调严肃；越严肃，也就越与这个默不作声的世界相对立。

　　这里面似乎有一个无法挣脱、周而复始的循环；于是有些人只好做出满不在乎的样子，说些“我是流氓我怕谁”的大话；而另一些人则想到了同样面对荒诞的西西弗斯。

　　这一年的春节晚会已经很不好看了，竟然搞起了“赞助纪念券”，具体是什么内容我已经忘记了，只在日记中记道：我也买了一张，号码是051073，得一金牛。那一年是牛年。

　　春节，作为传统的民间节日，也终于与其本身脱节，成了一个把金钱(露脸、名气、声望)与宣传结合起来的舞台，诠释了最为理想的“寓教于乐”的古训。

　　在我11月20日的日记中写着这样一段话：一切信仰的真正意义，就在于在不相信人类始终在进步的前提下，相信人类会过上更美好的生活。这也是一个悖论，或可理解为荒诞。

　　想到西西弗斯

　　有两年多的时间，我一直在研究叔本华，发表了好几篇论文，但又一直想从叔本华的阴影中走出。

　　文化是一个与传统密不可分的概念；凡想到文化问题，就先已有了一种价值取向，于是想从文化或传统中汲取新的资源。

　　可惜我的精神中没有任何宗教的资源，那时也还没注意到自身传统的转型或重新解释的可能，只是感到如“文化大革命”那样对待传统文化肯定不对。尼采与福柯是另一条“重估价值”的途径，但当时首先需要的是一种面对荒诞的力量，于是就想到了加缪笔下的西西弗斯。

　　西西弗斯是希腊神话中的柯林斯王，杀过人，劫过货，自然有罪，但为什么后世的千百万人也要无休止地受此惩罚？我们生活中的西西弗斯式的惩罚还少吗？

　　1985年，武汉的几位同道一共集体外出两次：一次是应黄克剑之邀到福州讲座，同去八人；再一次是应高尔泰先生之邀，志扬、萌萌、晓芒、道坚和我一起到成都参加一个美学研讨会。在福州，我讲的是时代的反省精神，在成都，大家的话题就始终集中在西西弗斯身上。

　　“我把西西弗斯放在山脚下，人们总是看到他的重负，看到他无望的一次又一次地把巨石推上山去，然后再看着巨石滚下山来”；很少有人注意到他始终面带笑容，更没有多少人知道“推巨石上山所要付出的艰苦努力，就足以使一个人的心里感到充实”。

　　如果把这一过程理解为人生，理解为我们对生命的感悟，它的意义到底在哪里呢？

　　这一年的9月，萌萌在我的笔记本上题写了《命运：一个平凡的、西西弗斯的神话》的长诗，里面就有以后悬挂在她的灵堂两侧的诗句：“饿了有石缝中生长出的绿色的、红色的果实，渴了有大地夜哭的晶莹的泪珠”。

　　这一年的9月24日，中共十二届四中全会闭幕，邓小平、陈云讲了话，大意是党的优势从来就不会体现在经济上，而是体现在政治、思想、文化和精神上，所以这个根本的优势不能放弃。事实却证明，我们这么多年来在经济上取得了如此骄人的成就，而几乎所有困难的问题，就集中在当时我们的政治、思想、文化、精神与经济的脱节上。

　　无论是把二者分离开来，说经济是经济，政治是政治，信奉彻底的“二元论”，还是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更新、创造出另一套与经济活动和市场运作相匹配的政治体制、思想文化(这意味着在价值观念上必须贯彻自由、平等、契约、选择、自愿、利益、诚信的原则)，无论怎样，都可能让人看到消除这种脱节的努力，看到西西弗斯面带微笑地重新推巨石上山；当然，也可以退回到过去的计划经济，那也是一种匹配模式。

　　国家大事我们管不了，作为个人，当我们看着巨石一次又一次从山上滚落下来时，难道就只有站在山下哀号与无所作为吗？

　　所以，我关心的，始终只是我们自身的文化事业，是传统的转型与精神领域的深入与提升。这里面也有一个悖论：越不能说，不让讨论的，就越想说，越有话说。

　　成都会议后，我一个人从成都到重庆，坐船经三峡到宜昌，沿途看两岸峭壁，眼前浮现的，就一直是那个模模糊糊的西西弗斯的身影。

　　日记中显示，在这一年，我觉得最好的电影是苏联的《白皮姆与黑耳朵》，滕文骥导演的《海滩》，对我影响最大的小说是托尔斯泰的《伊凡·伊里奇之死》。这篇小说我看了多遍，每次看总有不同的收获，而且自认为自己变成了一个托尔斯泰式的“守旧主义者”。

　　（陈家琪　作者系同济大学教授）

　　2008年5月10日　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