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符合中国的规定，符合中国广告管理的有关规定，我想这些都应当是被允许的。”文化部副部长周和平在被问及封杀令时说　

　　“汤唯被封风波”再次暴露了文化管制和文化发展间的尖锐矛盾。此事涉及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板子究竟应该打在谁身上？《色·戒》男主角梁朝伟露得比汤唯更加彻底，但毫发无损；导演李安应是此情色电影的始作俑者，却没有关于制裁他的风声；作为投资商的美国焦点影业公司、香港安乐影业公司、在港中资企业银都机构电影公司和上影集团，都没有被制裁的迹象。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作为其中重要投资方的银都机构，是一个同广电总局不无关系的驻港企业；而为该片提供许可证的上影集团，更是广电总局的分管机构。这些机构先是积极投资，继而又提供许可证，最后又允许其在中国各地上演，但结果却要严词地制裁一个弱小女演员。

　　这难免让人想到“替罪羊的逻辑”——而选择羔羊的标准，必然是她(他)的弱小性、无反抗性和最低副作用性。

　　“封汤”触发了普遍的声援，当事人李安和梁朝伟都挺身执言，就连那些激烈的“持不同色见者”，都转而为汤唯高调鸣冤。所有这些变化，完全出乎管理部门的意料。

　　假定电影主管部门有一万个制裁汤唯的理由，那么封杀的对象应是影片，而非女演员所代言的广告。汤唯介入的某化妆品广告，并没有任何情色内容。《色·戒》(事)未被禁演，而汤唯(人)却遭封杀，其演艺生涯面临重创，并牵累其产品代言公司公司陷入品牌危机。所谓“对事不对人”之说，遭受质疑。而文化部副部长周和平3月13日两会记者招待会上，在被问及封杀令一事时，说：“只要符合中国的规定，符合中国的广告管理的有关规定，我想这些都应当是被允许的。”此番言论，含蓄批评了封杀令的做法。

　　广电总局日前发出《广电总局关于重申电影审查标准的通知》，其中有关色情的第三条作了重大增补：“夹杂淫秽色情和庸俗低级内容，展现淫乱、强奸、卖淫、嫖娼、性行为、性变态、同性恋、自慰等情节及男女性器官等其他隐秘部位；夹杂肮脏低俗的台词、歌曲、背景音乐及声音效果等”。尽管如此，打板子的标准究竟在哪里，依然语焉不详，根本无法成为科学管理的依据。导演冯小刚对此曾诘问到：“扣子解到第几粒才算色情？”

　　在中国文化史上，“色情”这个罪名，向来缺乏明确标准。例如，接吻长期以来都被电影审查当局视为“色情”，因为它会玷污广大无产阶级观众的纯洁灵魂。这种清教徒式的管制，直到80年代才被部分修正。邓丽君歌曲在80年代的罪名恰恰就是“色情”，因为它们充满“肮脏低俗的台词”和“下流的气声”。并连带李谷一等内地歌手的抒情歌曲，都沦为“资产阶级的靡靡之音”。

　　“色情”的界定，竟是如此宽泛，到了令人啼笑皆非的程度。而更不可思议的是，这种大而无当的罪名，在经历了近60年的历史轮回之后，没有获得技术上的任何改进。以所谓“一脱成名”定罪，更是难以令人信服。渴望成名，何罪之有？而若是“一脱成名”有罪，那么究竟需要脱多少次后成名，才能获得赦免？而要减少汤唯曝光率，又该减到多少次才算达标？

　　此前的“脱衣嫌疑犯”，女星包括范冰冰(《苹果》)、章子怡(《艺伎回忆录》)等，男星则有梁朝伟、佟大伟和梁家辉等，都未见被出手制裁，而仅对汤唯一人痛施大板，显然违反了公平的原则。

　　此外，禁黄不禁暴，更暴露出文化管制的失衡。“电影审查标准”明文规定，严禁夹杂凶杀、暴力、恐怖、鬼怪、灵异等内容；有强烈刺激性的凶杀、血腥、暴力、吸毒、赌博等情节；有过度惊吓恐怖的画面、台词、背景音乐等，但今年来热播的影片《集结号》和《投名状》，以及银屏上的各类武打剧，都以暴力和血腥镜头著称，也未见相关部门虎颜动怒。对“色情”的管制日益严厉，为何却对影像暴力的管制却日益松懈？

　　不仅如此，“封汤”事件还引发了来自法律界的强烈非议。此举被认为是滥用公权，也就是以执法名义，公开侵犯个人权力，把公共政策变成伤害艺人的老鼠夹子。针对这种行为，如果汤唯本人和广告商提起民事诉讼，向司法层面寻求公正，有关职能部门将陷于更加尴尬的处境。

　　而摆脱上述种种行政困境的唯一办法，就是彻底告别旧的行政思维，改变模糊定性的传统，对所谓“色情”(暴力等)的定义，作科学细致的量化规定，找到那个划定“色情”与“健康”的“第N个扣子”，并且放弃陈旧的“计划时代”的文化管理模式，尽快推出电影分级制度，完成影视管理的现代化转型。

　　尽管失去了广告代言的高额报酬，但这场充满戏剧性的献祭，要是能够反促文化体制的变革，羔羊汤唯便将永垂于青史。这不仅是汤唯本人的万幸，也是中国电影及其观众的福音。

    (作者为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