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宏观调控的重点仍然是防止经济运行由偏快转向过热，防范通货膨胀和金融风险，而要使得各项调控措施行之有效，首先必须深刻认识通货膨胀、流动性过剩、经济过热等当前热点问题的深层次背景和原因。 
　　经济结构严重失衡 
　　通货膨胀、流动性过剩、经济过热等问题的背后，其实是经济结构的严重失衡：看起来存在着“流动性过剩”，实际上在地方经济高速增长的背后，隐藏着巨额能源浪费、环境污染等高昂的代价；居民的未来预期存在巨大不确定性，致使消费水平低下，储蓄超常增长；看似外贸的高增长，实际上是内需不足；看起来是许多产品积压库存，实际上是消费不足，消费结构严重失衡；看起来是许多产能过剩，实际上是众多领域投资不足、结构失衡。 
　　这些当前经济生活中的严重失衡问题，主要表现在内外失衡两个方面：内部失衡表现在投资与消费不平衡，造成不断扩大的生产能力与最终消费的缺口难以通过国内的消费增长来消化；外部失衡表现在过剩的生产能力需要在国际市场上找出路，造成过大的贸易顺差，最终导致国际收支失衡。而内外失衡造成的投资过快、信贷投放过多、贸易顺差过大的“三过”问题只不过是国民收入分配失衡的表现方式而已。 
　　“三过”根源是收入分配失衡 
　　造成“三过”问题的根源是国民收入分配失衡：国民收入分配中政府和企业所得份额增长高于居民所得增长，财政对社会事业和社会保障投入不足，低收入群众收入增长不快，储蓄率和投资率过高，消费率过低。 
　　按可比口径计算，政府收入占国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从2001年的21.1%上升到2006年的24.2%，企业从2001年的15.1%上升到2006年17.5%，居民则由63.8%下降到56.5%。企业可支配收入主要是较高的利润率带来的，而在高利润的驱动下，企业必然进一步扩大再生产和增加投资。近年来银行信贷资金占企业投资份额不断下降表明，企业投资能力还在不断增强。在高利润的驱动下，企业在自身投资能力增强的情况下，也必然会进一步扩大再生产和增加投资。另外，在政府职能尚未转变的条件下，必然直接和间接地推动投资高增长和投资率的攀升。 
　　从国际经验看，当一个国家进入工业化加速阶段，会出现投资快速增长和投资率上升的趋势。日本、韩国等东亚国家，都经历过一个投资率上升和消费率下降时期，但投资率都没有达到我国现阶段水平。 
　　我国投资增长过快，投资率明显偏高，而最终消费率不断下降，除了发展的阶段性因素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收入分配不尽合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产业结构基本上取决于需求结构。过去25年，我国的固定资产投资率逐步上升，而最终消费率不断下降，导致我国目前的最终需求结构严重失衡。按照当年价格计算，2003年我国最终消费率为55.4%，资本形成率为42.9%，其中固定资本形成率为42.8%；而据商务部数据，2007年中国最终消费率只有36%左右，3年时间下降了19.4个百分点。按照世界银行的统计，目前全球的平均消费率约77%，固定资本形成率为23%。2007年我国的消费率比世界平均水平低41个百分点，固定资本形成率比世界平均水平高十几个百分点。从国际比较看，目前我国消费率太低，固定资产投资率太高，积累与消费比例已经严重失衡。 
　　最近两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超高速增长，消费低速增长的趋势还在继续。很显然，正是由于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失调，导致了产业结构失衡，才不断加大了就业压力。若不尽快提高消费率，降低投资率，调整已严重失衡的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关系，我国经济结构失衡的状况将会继续恶化，就业压力还会继续上升。因此，形成一个走不出去的“怪圈”：一方面，政府财政收入的快速增长挤压了居民收入和企业收入增长的空间，使得居民消费能力和民间投资能力下降；另一方面，政府转移支付和社会保障支出的滞后，又导致居民消费倾向下降，储蓄倾向上升。内需的不足迫使政府不断加大公共投资刺激经济，也使得我国经济对外贸的依赖加强，需要更多的贸易顺差来带动经济的增长，对外贸和政府投资的依赖加强又加剧了经济结构的失衡和居民收入受抑，这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陷入“国富民不强”的怪圈。长此下去，不利于小康社会的建设、不利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不利于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协调发展。
　　应该调整国民收入分配关系　　　　　　　　　　　　　　　　　　　　　　　
　　我国财政收入连续多年超GDP 高增速长，既有国民经济高速增长、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企业经济效益提高等客观性原因，更有税负过高等制度性因素使然，有关中国税负是否太高也一直是近年来人们争论的焦点话题之一。这些年来，在“费改税”未取得实质进展的情况下，税制结构不合理（税率偏高等）和税收超常增长是导致我国宏观税负水平持续攀升的两个最重要的原因。如果现行税制不作大的调整，今后高速增长、高税负的“双高”问题对中国经济的不利影响将日益加深，除了直接提高民间创业门槛外，也会造成经济结构不平衡的加剧。 
　　“十一五”规划把扩大内需确定为经济发展的长期战略方针和基本立足点，以中国当今的现状，要实现和谐社会的梦想和可持续发展的目标，财税收入增长的速度要适当，这就必须采取更具远见卓识性的措施，应该调整国民收入分配关系，通过税收政策的改革调整和实行符合中国国情的减税计划，逐步提高消费率，降低积累率，努力实现三个同步增长：即财税收入与GDP同步增长；财税收入与城镇和农村居民收入同步增长；财税收入与企业的平均利润同步增长。同时，要把积极财政政策的着力点放在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刺激最终消费需求增长上来，使消费的增长快于GDP的增长。这不仅是构建和谐社会需要，也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因为没有GDP、居民收入和企业利润持续增长，财税收入的增长就不可持续，否则只能是杀鸡取卵。 
　　从长久来看，能够保证经济持续健康、增长的关键就是国内需求能否拉动，而扩大国内需求的关键是采取有效措施、通过实施新的减税计划改变目前我国的国民收入分配及再分配向政府倾斜，财富越来越向国家转移和集中的趋势，实现“让利于民”“藏富于民”，在经济快速发展，国家逐步富裕的同时，让全体国民享受到应有的福祉，这样才能够彻底消除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瓶颈问题。 
　　2008年03月19日　 证券时报 　作者：石建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