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遗产保护事业能在同济大学生根滋长，是有一定历史缘由的。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当苏联专家满天飞的时候，同济大学建筑系在金经昌教授的推荐下，就聘请了民主德国的雷台尔教授来讲学，他开了一门新课“欧洲城市史”，并向同济的同行们建议：中国有悠久的历史文化，古城众多，有自己独特的传统，应该好好地研究。董鉴泓先生主动承担了这项开创性的研究，开始编写《中国城市建设史》。我1961年毕业后成为董先生的主要助手，从那时起，我们天南地北地考察各地的城市，埋头书库啃读地方史志。“文革”以后，我又带领了张庭伟、李晓江、孙安军等四处调研（他们是最早的几位研究生，现在均已是我国城市规划界的技术骨干了），我相信他们会和我一样难忘那些现场考察的场景。
　　就在1958年，北京拆了古城墙，传来消息说苏州也要拆老城墙，同济的教授金经昌、董鉴泓、陈从周，还有德国专家雷台尔等马上赶去阻止，说服苏州市长不要破坏这座有2500年历史的古城，此举虽没有成功，但表明了同济人的一片拳拳之心。 
　　1980年，我们做了平遥古城的保护规划，这种新旧分开保护古城的方案，就是从欧洲古城保护的经验中学来的。我带领学生们奋战平遥时，董鉴泓教授亲临具体指导，陈从周教授也专程给平遥县领导写信说：“平遥古城要新旧分开，新的新到底，旧的旧到家。”平遥的规划开拓了中国古城保护的先河，此后才有了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规划与实践。
　　改革开放以后，许多老教授有机会重返过去学习过的欧洲母校，就及时地带来了许多先进的城市规划和城市遗产保护的理念。我经常在各地反复强调的，整治历史建筑要“整旧如故，以存其真”，所针对的，就是我国许多地方喜欢做假古董，历史建筑一修就变了样，红颜绿色油漆一新，顿失原来的风貌，也丧失了历史价值。这句话是冯纪忠教授在指导我做九华山风景区规划时反复说的。冯先生告诉我：欧洲的经验是保持历史建筑的原真性，而且欧洲早在70年代就有了修缮历史遗存的宪章（威尼斯宪章），我们中国这方面的差距还很大。冯先生看到九华山具有强烈地方特征的古建筑，欣喜而又珍惜，反复要求我们做好保护设计，而特别指出保护的要点就是要“以存其真”。这种正确的理念，深深地扎根在同济师生们的心坎上。
　　对于古民居、古园林的保护，我们更要记住陈从周先生，是他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就每年暑假带领学生调查测绘苏州、扬州的园林和老宅。八十年代以后，他收录的珍贵的资料对这两地园林和古迹的恢复、整修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他疾恶如仇，对于破坏历史文化遗产的事，常常不留情面狠狠批评，像镇江的南山、海盐的南北湖等，全凭陈老先生的竭力干预，才能有今天的美好风光。南北湖为了纪念他的功绩，专门辟地建了陈从周墓地和纪念馆。他的这种精神，直接教育影响了我们这些弟子，我常常在想：金、冯、陈、董这些老先生们的衣钵，我们要一代代地传下去。
　　1982年以后江浙地区乡镇工业大发展，那时际乡乡办工厂，村村竖烟囱，四处填河拆桥，开路建厂房，许多优秀的江南水乡古镇遭到了无情的拆毁。我们这些搞城市规划的人就意识到这种没有合理规划的城镇大发展，将会带来许多不良后果。我带了省建委的介绍信，真心地去帮助他们，但是走了许多乡镇，都不受欢迎。同济建筑系的美术老师杨义辉告诉我，他们找绘画风景时发现，周庄、甪直等小镇由于远离公路，还完整地保留了原本的江南水乡风光，也没有要办工厂的念头，这就启发了我，要赶在产业开发的前面做好保护规划。那时候，从上海到周庄要走整整一天路程，要从芦墟坐航船，清晨出发，天黑才能到。1986年我提出了“保护古镇，开发新区，开发旅游，发展经济”的古镇保护与建设的方针，当时并不被接受，一直到1995年以后，随着旅游业的兴起，周庄才逐步成为著名的旅游景点，而周庄的老百姓也就从保护古镇中得到了实惠。1996年平遥、丽江两座古城进入世界遗产名录后，人们开始对这一新生事物有了兴趣和认识。我把江南水乡六镇（周庄、同里、甪直、南浔、乌镇、西塘）介绍给世界遗产委员会的专家们，他们陆续到水乡考察后，随即发出邀请，要江南六镇的代表到巴黎总部培训以便提出进入名录的申请。1998年由我带领六个镇长到欧洲学习，认真听取了著名专家的授课，也看了许多个被列为世界遗产名录的欧洲的历史城镇，使中国的乡镇长们的认识有了一个飞跃。人是最关键的，古镇有了有正确理念的领导者，江南水乡的合理保护与开发也有了切实可靠的保证。他们的成功对其他城镇也具有启示作用，由此扩大到了江苏的木渎、光福、沙溪、高淳，浙江的龙门、前童、安昌、新市和上海的朱家角等。2001年，江南六镇的保护规划获得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发的亚太地区遗产保护杰出成就奖。
　　五年前，同济大学建筑城规学院在全国高校中率先开设了历史建筑保护专业。今年五月，为了加强中国和亚洲的遗产保护工作，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世界遗产委员会还将在同济大学建立“亚太地区遗产保护培训和研究中心”。在遗产保护中，同济人走出了坚实的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