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像工业塑造了社会病人，而病人又反过来成为其最坚贞的拥戴者。这种互动关系就是娱乐资本主义的本质

 

　　杨丽娟再赴香港，继续成为媒体的目标。这个女子及其父母，已向世人贡献了一则离奇的故事:从15岁的梦境开始，追逐香港歌星刘德华长达13年，六进京城和三进香港，以致全家举债，危机四伏，到了卖肾换钱的边缘。而这场闹剧的悲情高潮，就是68岁老父在香港跳海自杀，身后留下谴责刘德华的长篇遗书。全球华人社会都为之哗然。

 

　　这是偶像崇拜的经典案例。在娱乐资本操控的年代，偶像及其粉丝彼此渴望、需求和倾诉，互致热烈的爱意，这种对偶化的娱乐制度，就是支配青年亚文化的意识形态。它的强大权能，不仅呈现在震耳欲聋的演出现场，而且渗入那些寻常家庭，改造着一些人的基本生存方式。

 

　　而在娱乐意识形态的背后，是偶像经济学的坚硬法则。粉丝是偶像的消费者，高价购买演唱会门票和音乐大碟，而作为偶像商品的歌星，则从中选出那些最忠实的消费者，跟他们见面、留影和深度接触。这就是偶像贸易的基本图式。在偶像式商品和粉丝式消费者之间，存在着一种隐秘的交换契约。杨父以女儿13年青春和全家破产的代价，要求刘德华提供10分钟接见时间，这是单方面的价格哄抬，但事件此后便迅速失去控制。杨父铤而走险，在交易的天平上押上性命，藉此增加要价的砝码。自杀不仅破坏了交易气氛，也危及娱乐市场的游戏规则。刘德华及其背后的娱乐资本，均露出恼羞成怒的表情，因为他们要为此支付高昂的道德成本。

 

　　这是交易双方无法达成价格一致而引发的市场悲剧，由此引发了大规模的问责浪潮。究竟是谁在支配偶像工业？谁煽动了这种不道德的交易？谁在玩弄这个愚蠢可怜的家庭？问责者的矛头，指向了大肆炒作娱乐明星的媒体。但媒体只是娱乐资本体系中的某个环节而已，在庞大的产业链上，生长着刘德华本人、演出经纪公司、唱片制造商、销售商、广告商直至新闻媒体等各种势力。其中任何一个环节，都足以构成罪行发生的逻辑动因。

 

　　我们曾被告知，在成熟的资讯消费社会，忠诚是市场的最高美德。那么，没有哪个粉丝像杨丽娟那样，具有如此令人惊叹的德行：忠于自己的偶像长达13年之久，耗尽青春、爱情、钱财以及家庭亲情。如果没有杨父以自杀搅局，娱乐资本应当给这样的超级粉丝打造贞操牌坊。然而，当代偶像工业的基石并非工具理性，它更需要乌托邦梦想和疯狂的激情。娱乐资本利用人性中那些病态的成分，煽动毫无节制的崇拜和盲目的忠诚。但偶像崇拜是脆弱的摇钱树，它既创造了丰厚的利润，也孕育着娱乐业的危机，一旦粉丝行为失控，就会损害娱乐品(偶像)，进而威胁到娱乐工业的公共形象。杨父投海自杀，击碎了偶像和粉丝之间的温情，展露出资本的残酷冷面。

 

　　杨丽娟跟芙蓉姐姐是一对孪生的文化姐妹，她们不仅拥有酷肖的面容，而且拥有近似的精神特征，那就是人格上的极度自恋。惟一的不同是，杨丽娟是芙蓉姐姐的反转镜像——她从极度自恋转向了极度他恋。但即便如此，这种极端的他恋终究只是自恋的某种特殊样式。芙蓉姐姐和杨丽娟的先后问世表明，病态的娱乐分子正在茁壮成长，成为消费社会的主宰。

 

　　只要揭开偶像文化的表皮就能发现，所有偶像都具有惊人的双重性：它既是照镜者本人，也是她那至高无上的恋人。在杨丽娟的视界里，刘德华既是梦中恋人，也是她本人的一个性别反转的镜像。认知矫正体系失效之后，杨丽娟的心智就已崩溃在娱乐前线。她孤独、自闭、自私、虐待生父，更不能辨别现实与幻象的差异。这种严重的人格障碍不仅在少数家族内部遗传，似乎也正蔓延于整个社会。但正是这种病症响应了偶像经济的召唤。狂热的粉丝前仆后继，谱写着为娱乐市场奋勇献身的大众闹剧。

 

　　偶像工业塑造了社会病人，而病人又反过来成为其最坚贞的拥戴者。这种互动关系就是娱乐资本主义的本质。杨丽娟父女是卓越的样本，注定要入选中国大众文化教材，因为他们推动了娱乐经济的战车，把它送入21世纪的资讯轨道。尽管死亡消息是一次剧烈的电击，由此引出娱乐有毒的判词，但粉丝军团仍将在娱乐路线上飞奔，去迎接各种新偶像的诞生。目前似乎还没有任何道德问责或心理疗法能阻挡这狂乱的脚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