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很多人意想不到的是，“海洋”在同济的出现，竟是在“文革”的高潮里

　　在汉语成语里，“同舟共济”是海洋行业里最适用的；而在各种校徽图案中，同济大学的一叶扁舟三支桨，也是海洋学科最好的标志。但是三十多年前，同济和海洋并不沾边。

　　令很多人意想不到的是，“海洋”在同济的出现，竟是在“文革”的高潮里。1972年春，一支“海洋地质连队”开进了同济，这好比一叶小舟，在翻滚的恶浪中闯进了学科建设的大海。这条小船居然在浪涛中闯过了重重难关，驶入了国际科学界的海洋：1975年挂牌的“海洋地质系”，九年后成为全国高校第一个海洋地质博士点，再过九年成为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又过九年成为国家重点专业。现在是“海洋与地球科学学院”，我国惟一的海洋地质国家重点实验室，已经成为国际瞩目的海洋地质基地，面对着西太平洋的大海波涛。

　　要问这条“小船”的来历，得从六十年代说起。“大跃进”全民找矿之后上海决定成立“海洋地质系”，由华东师大地理系筹建，虽然一到困难时期就夭折在襁褓里，却留了下一批青年教师。“文革”期间，他们在马陆公社劳动之余，议到国家在上海要上“627”工程，要在东海找石油，就自发上书领导，要求将下马的海洋地质专业办起来。于是在1970年招生，等到1972年国家计委地质局要上海设立海洋地质专业配合找油时，发现已经有、而且还招了生，于是出现了上述迁到同济的一幕。

　　不过，海洋地质要求到海底取样，连一条小舢板也没有的同济，搞什么海洋？好在上海所在的长江三角洲，河口外就是东海，上海地下的钻孔里，就记录着长江口和东海的历史；再说准备石油勘探和进行海洋调查的兄弟单位，已经采集了浅海陆架的海底表层沉积样品。就这样到处“钻营”，索取样品，回来在显微镜下分析沉积物和其中的细小化石——海洋微体古生物，居然找出了一些规律。至于工作条件，事后看来也颇值得回味。一位当时的学生、后来当上美国教授、得了“总统奖”的校友十年前回来说，他在课堂上常向美国学生形容当年自己老师的“实验室”——那是一个蚊蝇多得可以用手抓的废弃车间，墙外就是公社的垃圾堆。同济向海洋进军，就在那里起航。

　　三十年前的科学研究，和今天真不一样。作为学校的老师，既没有人来问你的“研究业绩”，也没有地方去申请什么“研究基金”，更何况“拿起笔，做刀枪”歌声的余音还在绕梁，校园也不是钻实验室、看外文书的地方。不知道是浩瀚大海气魄的感召，还是“同舟共济”精神的熏陶，同济这群青年人就这样在困难的条件下埋头苦干，从浅海的表层沉积样品和长江口的岩芯入手，跨出了第一步。要等到七十年代末期大庆油田为解释储油层的河成砂岩，需要长江三角洲沉积模式作比较，同济的海洋地质才受到国内重视；要等到北京成立海洋出版社，八十年代初印出同济微体古生物研究成果的专著，引起德国出版社注意而发行英文版，才赢得国际关注。当时国外十几家刊物做了书评，“中国觉醒了”是一篇法国书评的第一句话。

　　与陆地不同，海水是全球相通的。海洋科学的基础研究，究竟是与国际接轨、走国际合作的路，还是关起门来自己干，是一个有决定意义的选择。1978年“文革”尘埃刚刚落定，我有幸随石油部组团到美国和法国进行两个月的科学考察。记得访问第一站巴黎，我就受到秘书长两次批评：一次是和法国微体古生物学家单独交谈，没有第三者在场；一次是在和法国翻译谈话中，走在团长前面下了车。三十年前国际交流的规矩，今天听起来有点好笑；但毕竟这是个极好的机会，作为“文革”后同济访问欧美的第一个教师，接触了海洋地质的国际前沿。考察之后请了权威教授来同济讲课，成为行内最早的国际学术讲习班之一。后来又办了两届五年制的本科教学，新生第一年除了政治外只学英语一门课，为探索新路做了尝试。中国海洋科学与国际差距太大，不大可能用常规途径赶上。当时海洋地质系的种种试验，为后来走上国际舞台作了准备。

　　但是二十世纪晚期地球科学的突破主要来自深海，“板块理论”就是一例。我们自己没有手段，能不能参加国际合作，也去研究深海地质？1985年国际大洋钻探计划启动，中国科学家们心潮澎湃，赶紧组织委员会、上报领导，要求加入这项规模空前的深海国际合作，但在当年外汇奇缺的条件下，只能是一场空想。在这之前，国际海洋地质泰斗、已故的美国艾默里教授来访，我请教了他一个问题：假如你是中国人，研究海洋地质会选什么题目？他想了想回答说：我会收集中国古代的文献资料，研究潮汐的变化。在这位前辈的眼里，既无设备又缺经费的中国，只能从故纸堆里发掘成果。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找到了进军深海的途径：发挥自己的长处，用国外样品研究我国的深海问题。我们间接地要到了美国在南海取得的深海沉积样品，从微体化石分析入手，在剑桥大学的合作下，于1986年建立起南海第一个古海洋学剖面，找到了南海古海洋学的特点，踩上了国际前沿的门槛。1988年，由同济发起的国际学术大会在校园里举行。1994年春，中德合作的古海洋学专题航次在南海进行，第一次用高分辨率研究的方法采集深海沉积柱状样，第一次在中国海取得了高精度的深海记录。经过几年的研究，同济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大洋钻探建议书，提议在南海打钻探索气候变化的历史。这份建议在1997年国际竞争中获得全球评比第一名，于是在1999年春就实现了中国海首次的大洋钻探，取得了西太平洋海区最好的深海古海洋学记录，第一次建立了南海三千万年环境演变的序列。今年九月，国际古海洋学大会将在上海举行，同济的“小舟”已经成长，已和国际海洋学的巨舰一起破浪前进。

　　　　　　　　　　　　　　　　　　　作者：汪品先

　　　　　　　　　　　　　　　　　　（本文作者系同济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