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也夫先生在博客上撰文《二流学者何以当选学部委员——质问中国社科院》，指出社会学所所长景天魁先生的学术水平不足以担任学部委员。在学部委员的名单公布之前，身边的学界朋友在茶余饭后也会经常提到这种“院士预备役”制度，虽然批评居多，却把它当作一个值得讨论的话题。7月份名单公布之后，反而没有什么人提到它，偶尔说到，也只是感慨其中几位学者不应位列其中。但我与郑先生的观点不尽相同，郑先生认为景天魁的学术水平低于学部委员的水平，所以不应当选；我却认为有几位学者的水平高于学部委员的平均水平，在里面显得有些突兀，如果他们能够主动退出，学部委员的阵容会更加整齐。

　　最初，我对郑先生批评学部委员没有太多关注，因为我觉得批评几乎没有任何效力。面对一个聋子，再怎么提高自己的声音也没有用，一不小心自己还会患上歇斯底里。肉食者谋之，又何间焉？看到《南方周末》和《南方人物周刊》对郑也夫的专访以及相关人员的反应之后，我改变了自己的看法。批评学部委员以及学术制度的学者多如牛毛，但是指名道姓地批评某位学者却是凤毛麟角。我基本赞成郑也夫对学部委员制度的批评，这并不等于我认同他对景天魁的评判，因为我是社会学的外行，对此没有任何发言权。事实上，郑也夫对景天魁的批评是否有所偏差，并不重要，如果批评有误，损害的不是景天魁而是郑也夫的名誉，他将为自己的言论承担应有的风险。所以，我最能赞成的不仅是内容，更是这种实名制批评形式。

　　学术界通行双向匿名评审，这是一种有效的保护方式，可以避免评审者和被评审者之间的小动作。但现在更流行的是单向匿名批评，批评者是署名的，被批评者则是匿名的。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一些“批判知识分子”，言辞激烈地批评各种现象，却没有任何具体的对象。这种匿名批评固然跟我们常常处在“无物之阵”有关，更多的时候则是一种策略。通过这种“安全的批判”，“批判知识分子”既获得道德感，同时又不会触动什么人的具体利益。在这个方面，最为典型的莫过于前不久召开的中外大学校长论坛，国内各高校的校长纷纷向学术制度发起攻击，听起来很让人振奋。可是我们并没有看到他们在自己可能的范围内对学术体制有什么纠正。一边是体制的批判者，一边是体制的维护者，这两种完全不同的身份就这样完美地融合在这些著名高校的校长身上。相比之下，我更能接受另一种匿名批判，批评者是匿名的，被批评者则是明确的，虽然这会有放冷箭之嫌，却也可以击中一些问题的要害。

　　在很多时候，双向匿名的有效性是相当有限的，而郑也夫实践的双向实名值得推广。如前所述，指名道姓所要承担的风险，主要由批评者而不是被批评者承担。单向匿名批评，在很多时候是两面讨好，既安全又崇高；双向实名批评则拥有诸多风险，批评对了，被批评者可能从此嫉恨，批评错了，批评者却要承担各种责任。据《南方周末》报道，社会学所一位已退休的研究员表示，“点名说谁够格谁不够格不科学”。我想问一下这位匿名的研究员，“不点名说谁够格谁不够格”是不是就科学了呢？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郭于华认为郑也夫“打偏了”，因为“最根本的是制度问题，很难从个体去评价”，“说谁是二流学者，这样的判断不是特别有意义”。郑也夫是否“打偏了”，很难评判，郭于华却有“拉偏架”之嫌。“最根本的是制度问题”，这句话没错，可是这绝不意味着制度可以成为盾牌，盾牌后面的个体无需承担责任。关于制度与个体的责任问题，二战之后曾有激烈的讨论，这里没有必要再从头说起。

　　最后，不妨做一个排序：双向匿名评审和双向实名批评可以互补，它们最值得推崇；而单向匿名批评分为两种，批评者匿名属于次优选择，被批评者匿名则不能摆脱投机的嫌疑，这种“安全的批判”也是目前最为流行的。

　　(作者：王晓渔 供职于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