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今天看到的中医，早已不再是留着长指甲，蓄着长长的鲶鱼胡须，满口之乎者也的老先生了，而是手拿听诊器和手术刀，能熟练地检视化验单和病理报告单，甚至会上网的新一代中医。然而，他们究竟还会不会把脉，会不会辨证施治，会不会准确地理解《黄帝内经》和《伤寒论》，却是个问题。尽管他开出的处方也还是中药，但很可能却是根据化验单来决定药物的性质和配伍，而不是根据经方。在此情况下，我们还会相信自己是在看中医吗？中医的消亡已经不单是“狼来了”的呼喊了。

　　在将近一百年的时间里，传统中医文化遭遇了两次大劫难。一次是上个世纪初，在现代科学的名义下，对中医所采取的取消主义态度，迫使这个存在了几千年的医学体系在其本土迅速被边缘化。第二次是上个世纪中后期，在缺乏充分的相互理解的条件下，以功利主义的态度，盲目和粗暴地从外部推行“中西医结合”策略。虽然这一策略部分地恢复了中医的“合法性”地位，但其代价却是从理论上和实践上将中医的整体性和系统性肢解得面目全非，给本就奄奄一息的中医文化雪上加霜。

　　今天的中医仿佛是被西方现代医学抽取了灵魂的躯体，在西方现代科学占绝对主导地位的语境下，中医文化逐步沦为附庸性的，留下一些技术性的残片，成为某种文化身份的特殊标识，拼接在西方现代临床医学上的“文化补丁”，进而成为一种点缀性的“花边”。作为一种整体的文化，中医实际上正面临名存实亡的局面。

　　中医的衰败，提醒我们必须检讨自新文化运动以来的文化偏执。中华民族数千年来，依靠中医养生和治病，卓有成效。实践证明，中医中包含了深刻的科学道理、合理因素以及现实有效性。中医的保守和僵化的一面，在与西方近代科学主义的冲突中，已经得到了充分的清算。相反，西方近代以来的科学极端主义的傲慢与偏见对传统中医造成的破坏性的后果，却没有得到合理有效的检讨。在现代科学语境下，对中医最严厉的指控即是中医中所包含非科学甚至反科学的因素，在现代科学视角下的中医，在某种程度上更接近于“巫术”。但是，这种简单粗暴的妖魔化的方式，既不能真正清算中医中的糟粕，更不能激活这个古老的文化生命。

　　传统医学文化的消亡，不仅仅是某一民族的问题，而且是一个人类性的问题。科学理性的僭越和狂妄，正走向科学精神的反面，并已经遭遇到来自大自然的严厉惩罚。20世纪以来的西方科学理性主义自身也在进行反思批判，检点科学极端主义的缺失，扬弃了在科学的名义下的傲慢与偏见。然而，至今仍有一些“科学偏执狂”，依然以一种反科学的精神来诋毁和破坏科学边缘地带的文化。这种人，既不懂得现代科学精神，也不懂得尊重文化传统。把近代科学看做是一种僵死不变的东西，凡他们不懂得的，一律斥之为“伪科学”。这种愚蠢粗暴的“真伪观”本身，就违背科学精神，就是反科学的。那些抱着一知半解、固步自封的“科学观”的自命的“科学警察”，正在把科学变成新的迷信。

　　毫无疑问，传统医学文化的现代化，必须借助现代科学的知识生产体系和模式来实现。但科学并非一个保守、封闭的概念系统。开放的科学观和知识体系，才更符合现代科学精神。中医的现代性转换需要解决的双重难题，一是现代医学科学如何对中医进行合理性的阐释，一是传统中医理论如何兼容现代科学的内容。这些都是我们今天所面临的挑战。许多现状都亟待改变。如把中医学院列入理工科院校，这本身就有很大的局限性，其教学方式和课程设置均不适合中医的传授。

　　中医与西医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知识系统、符码体系和阐释模式。两者之间的融合，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而且，在此过程中，两种不同的文化需要建立一个良好的、对等的对话机制和理解平台。但到目前为止，尚未找到这种“文化对话”的有效途径。中医“申遗”，尤其是将中医体系各部分看做是一个整体性的文化遗产，也许能为建立起这样一种良好的对话机制创造机会，如果它不是急功近利的文化策略的话。虚无主义态度和功利主义态度的文化遗产观，都将给中医文化的脆弱生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张闳　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