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新型工业化、新型城市化和新型现代化

对于自然资本稀缺条件下的中国发展,我们不仅需要从理论依据上说明“为什么”的问题,不仅需要在发展战略上鉴别“是什么”的问题,还需要在实现路径上说明“怎么做”的问题。中国C模式的实现和资源生产率的提高,需要有不同尺度的实施途径。胡锦涛同志在谈到循环经济时指出:“要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将循环经济的发展理念贯穿到区域经济发展、城乡建设和产品生产中,使资源得到最有效的利用。”这不同于当前把循环经济仅仅限于生产方式改变的流行做法。中国未来的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从新型产业化、新型城市化以及新型现代化三个领域提高资源生产率和实施经济活动的“物质瘦身”:

(1)通过新型产业化,从产业结构中挖掘提高资源生产率的宏观潜力。首先,应该注意到以劳务或服务为导向的第三产业发展,是有利于减物质化的。例如,我们注意到美国今天的GDP比50年前增加了5倍,但GDP的物质重量没有增加多少,其中的主要原因就是第三产业的比例增加。当前,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明显地出现重化产业化的特征。尽管对重化产业阶段的必要性存在着严重的争论,但是从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的角度出发,我国的经济发展特别是大城市的发展只要有可能就应该注意提升无重量的第三产业的比例。像上海这样的枢纽型大城市,特别需要使第三产业的发展速度更快一些,比如至少不能低于上海经济增长的平均速度。对于那些高层次的知识型第三产业,它们既是减物质化的高增值产业,又是世界级城市的支柱性产业,上海无论花多大的力气去予以推进都不为过。其次,我们需要对高消耗、高排放的第二产业进行减物质化的改造和提升,在第二产业中提倡发展具有清洁生产、生态工业性质的行业和企业。例如,上海的经济增长虽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仍然需要强烈地依赖于第二产业,但我们在关注降低工业进入上海大都市区的“商务成本”的同时,也要充分考虑降低上海制造业发展的“物质消耗以及污染成本”。此外,我们还应该大力发展对生产和消费后的废弃物进行再加工利用的所谓“静脉产业”,将原来的对资源环境的压力转化为经济活动的动力。

(2)通过新型城市化,从城乡空间中挖掘提高资源生产率的中观潜力。一方面,我国的城市化要立足于走节地、节能、节水、节材以及在空间上紧凑扩展的发展道路。如果未来的20至30年间,我们能够在全国范围内围绕具有区域中心意义的大都市,发展若干个相对紧凑的城市区域(大都市带),这些大都市带或者城市区域加起来能够吸纳中国将近4—6亿左右的人口,那么中国就可以用相对有效的土地资源和空间资源基本实现城市化。另一方面,在城市建设中要注意发展两类具有减物质化意义的生态聚集空间。一是要发展以企业与企业之间的物质流能够闭路循环的生态型产业园区,发展具有集中提供能源、水、材料以及污染处理能力的产业集群;二是要发展以最大程度地减少物质消耗和废物排放为特征的生态型居住园区。前者使一个企业的废物排放成为另一个企业的生产原料,从而有利于实现生产系统的减物质化和减污染化;后者通过自然化的设计降低了居民社区的能源、用水、土地等消耗并能回收利用生活废水、生活垃圾等所谓废弃物,从而有利于实现生活系统的减物质化和减污染化。

(3)通过新型现代化或者可持续消费,从产品功能上挖掘提高资源生产率的微观潜力。一是要鼓励生产和使用具有耐用性质的生活用品和城市设施。用性能好、持久性的产品取代质量差、一次性的产品,就是延长了物质为社会服务的时间。以“用完就扔”为特征的一次性用品大量泛滥,是强物质化经济增长的重要方面,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需要大幅度地减少对一次性用品的依赖。二是要鼓励和使用具有共同享用性质的生活用品和城市设施。在城市公共领域对私人化用品的过多依赖是不利于城市经济的减物质化的。事实上,新型现代化意味着消费方式与生活方式的变革,它要求社会从关注物质的占有转移到更多地关注物质的功能,从根本上改变传统社会以高生产、高消费、高开采和高排放来实现现代化的模式。

从技术与体制两个方面提高资源生产率

对于“怎么做”问题的进一步思考,涉及到科技和体制在提高资源生产率中的作用。当我们把C模式的发展目标细化到生产方式、消费方式以及城市模式中去,以推进中国的新型工业化、新型城市化以及新型现代化时,特别需要通过科技创新和体制整合来提高这些发展领域的资源生产率。

(1)在科技层面,需要技术性改进和结构性改进同时并举来提高资源生产率。提高资源生产率的科技创新一般有四个阶段或四种方式。第一阶段是“过程创新”,即更合理地生产同一种产品。例如,原材料的变更和钢的连续浇铸,或者说采用更清洁的生产技术。一般而论,这种技术可以在微观层面提高倍数2的资源生产率。第二阶段是“产品创新”,即用更少的投入生产同样的或同价值的产品。例如,用轻便型小汽车取代传统型小汽车,用晶体管收音机代替电子管收音机。这种技术创新包括提高部件的性能、提高再生循环率、改善拆卸性和提高部件的再利用性能等。一般而论,其可以在微观层面提高倍数5的资源生产率。第三阶段是“产品替代”,这一个阶段是产品概念的变革和功能开发,即向社会提供用途相同但种类不同的产品或服务。例如,从用纸交流变为采用E-mail,用公交车代替私家车,一般而言是采用替代型的产品。这种技术可以提高倍数10的资源生产率。第四阶段是“系统创新”,这一个阶段是革新社会系统,追求结构和组织的变革。例如,租用而不是购买冲浪板,更合理地调度交通,一般而言是实现产品经济到功能经济的转换。这类创新可以达到倍数20的资源生产率。上述情况中,前两种方式属于一般性的技术改进,后两种方式属于系统性的结构改进。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要大幅度地提高资源生产率,就必须更多地关注“产品替代”和“系统革新”这样两种结构改进方式,沿着这个方向培育我们的科技创新能力。这样,才真正有可能在环境与发展的关系上实现跨越式的发展。

(2)在制度层面,需要行政性推进与体系性推进同时并举来提高资源生产率。当前,我国发展循环经济和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的实践往往过于强调政府的作用,忽视从制度层面系统地解决问题。政府代替市场制定了很漂亮的循环经济规划或者资源节约规划,但却难以被市场和社会接受。因此,我国发展基于资源生产率提高的C模式,需要从以往的政府单一主体方式,转变到依靠政府、企业和公众的联动机制上来。具体地说,按照世界银行推荐的政策矩阵,在推进循环经济和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的过程中,我们既需要通过制定标准、严格法规来强化和改善政府对资源和环境的管制型管理;也需要通过创造市场、利用市场来实现以市场为基础的资源管理和环境管理;更需要通过信息公布、公众参与来激励资源管理和环境管理过程中的公众参与。把这三类政策与经济过程中的输入、处理和输出三个物质流环节结合起来,就可以系统地提高中国经济发展的资源生产率,实现C模式下的经济社会目标和资源环境目标。

(诸大建：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博导)

日期:2005年10月10日  来源:《解放日报》第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