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高校师生出现在国际场合，他们也开始遭遇一些需要展现个人外交素养的事件，这正成为向国际化迈进的中国高校面临的新挑战。

■本报记者 高毅哲

近日，西北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研究生邓冰玉的一篇万字长文在网上流传。在这篇名为《哈佛模联“台湾事件”的现场还原和思考》的文章里，邓冰玉声称，自己和一些中国师生在美国当地时间1月29日参加哈佛大学模拟联合国大会时，因为发现组委会将台湾列为“国家”提出异议，却被组委会拒绝更正并以“威胁会场安全”为由将他们“驱逐”出会场。

尽管事情全部面目目前尚不能准确还原，但一个事实是，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高校师生出现在国际场合，他们也开始遭遇一些需要展现个人外交素养的事件，这正成为向国际化迈进的中国高校面临的新挑战。

出国遇事并不鲜见

“由于绝大多数国家和国际组织承认一个中国原则，因此在官方场合基本不会出现将台湾当作一个‘国家’的情况。不过，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在西方的一些民间活动中，有意无意的，这种事情还是时有发生。”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讲师董晨宇告诉中国教育报记者。

西北工业大学宣传部部长李小聪就曾两次遭遇这种情况。有一年，他率队参加维也纳世界机器人大赛，发现会议组织方悬挂出了台湾地区的“国旗”。后来，他在纽约参加模拟联合国大会，也注意到组委会将台湾按照“国家”处理。

外国出版的地图更是经常性地将台湾和大陆用颜色、字体加以区分。对看惯了国内地图的师生来说，往往遭受心理冲击。此外，在国外，一些分裂势力和邪教组织分子也经常惹是生非。董晨宇在美国多次遇见邪教组织成员看见中国人就塞传单，攻击中国政府，要他们“退团、退党”。

“走出国门之后，个人的国家、国民意识自然提升，遇见这种事情，心里的反感是少不了的，总会有要做点什么的冲动。”董晨宇说。

在那两次经历中，李小聪和中国代表团都向组织方指出了问题，对方最终加以改正。

只是这次，和他同一所学校的学生却被“驱逐”出会场。

民间外交也要学会妥协

由于无法接触到更多的信息，李小聪并不能确定哈佛模联“台湾事件”的准确情形。但是从邓冰玉的文章中，李小聪感到“冲突远远大于协商。学生还是比较年轻，处理事情容易硬碰硬”。

该文章遭受网友批评较多的一点是，他们一开始就向组委会提出要道歉，并要求对方重新制作3000份会议手册。“首先对方或许只是一个工作失误，让他们发表声明更正就可以了，没必要上来就咄咄逼人要求道歉，而且怎么可能一下重新制作那么多份会议手册。要求提得太强势，容易引起对方的对抗情绪。”有网友说。

李小聪在维也纳那次，大家先找到一名和组委会相识的外国教授，通过他向组委会提出了要求。后来协商无果后，他们又找到使馆，在使馆的帮助下，错误很快得到纠正。

“你找别人是要解决问题的，要尽量避免直接的对抗，如果你很快被别人撵出去了，这就断绝了再去协商的可能，其实就意味着失败。”李小聪说。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公共外交研究专家钟新认为，面对组织方的不配合，学生们完全可以采取更灵活的方式，比如将问题先压下来，等到公开演讲时向大会说明情况、表明立场，而不是早早提出不达目的就退会，结果反而让自己陷入被动。

“外交是妥协的艺术。国与国之间的外交往往是在妥协的基础上寻求共同利益最大化，民间的公共外交其实也遵循同样的原则。”钟新说，“这件事反映了普通人公共外交素养的欠缺。”

公共外交教育亟待加强

近年来，公共外交的概念在民间不断升温，国家也大力倡导公共外交。2014年5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国国际友好大会暨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成立60周年纪念活动上发表讲话，强调“要重视公共外交，广泛参加国际非政府组织的活动，传播好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

如今，中国师生每年赴国外进行各类交流的人次数以十万计，成千上万的外国留学生也在涌入中国。无形中，每个高校师生都可能成为公共外交的践行者。然而记者检索发现，设置相关机构的高校寥寥无几。如今，只有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吉林大学等个别高校设置了研究机构，开展学术研究，面向社会普及公共外交相关知识。

很多高校也缺乏覆盖面广的指导课程，大多以短期培训为主。读书期间，董晨宇有过两次出国的经历，第一次短期交流，所在院系为他们进行了一次一个小时的出境注意事项讲解；第二次是国家留学基金委公派留学，培训也很简短。

如今董晨宇已经很难回想起两次培训的具体内容，因为“讲了很多原则性的大道理，也没认真听”。不过，对培训中提到的“遇到邪教分子怎么办”等具体事项，董晨宇却记忆犹新。“或许我们需要一些改变。”他说。

钟新说：“高校在公共外交中肯定会扮演重要的角色，但高校的公共外交教育却还不够理想。从课程设置到教学模式，都需要有新的突破。”

http://paper.jyb.cn/zgjyb/html/2015-02/11/content_430665.htm?div=-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