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那些正在做着“寒门式努力”的学生来说,2015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传来的都是好消息。教育部部长袁贵仁表示,要“进一步增加农村学生上重点高校人数”,新增本科招生计划全部安排给中西部和人口大省。
这两年国家出台了一系列“高考扶贫”政策,着力解决“清华、北大等重点大学寒门弟子比例减少”的问题,以促进教育公平,推动社会阶层正向流动。比如,面向农村贫困地区的定向招生专项计划从2012年开始实施,成效明显,2014年,农村学生上重点高校人数比2013年增加11.4%。前不久发布的自主招生新政,也特别要求试点高校自主招生向中西部、农村地区的申请考生倾斜。
其实,阶层固化在欧美等国家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英国BBC有一个纪录片,选择了14个不同阶层的孩子进行跟踪拍摄,每7年记录一次,从1964年这些孩子7岁时开始拍摄,一直到他们56岁,几十年过去,这些孩子从儿童步入老年,而他们中绝大多数人都没能跳出自己原来的社会阶层。哈佛大学毕业生罗斯·格雷戈里·多塞特在其著作《特权 哈佛与统治阶层的教育》一书中这样描述他的母校:“从官方上说,我的母校接收所有符合条件的人,所以,校园里有少数贫困学生、新移民的子女和蓝领阶层里绝顶聪明的家伙。但是,绝大多数学生是来自城市公寓和绿树成荫的郊区幸运儿,他们的父母经常激励并积极参与,支付SAT考试辅导和私立学校的费用,带着子女去参加足球比赛、辩论选拔赛,飞遍全国乃至世界,去挑选最完美的学校。英才教育是意识形态的表象,社会和经济的层次划分才是实质。”
将寒门子弟上名校难的原因,全部归因于特权、关系或者名校“嫌贫爱富”并不客观。教育确有社会分层功能,能够促进社会流动,但恰恰因为教育能够带来巨大回报,社会经济文化地位比较高的家庭往往更重视子女教育并有能力有意识地投入更多的金钱、时间和精力,因此,富裕家庭的孩子在学业上的表现相对更为优异。而家庭经济和文化地位都处于弱势的寒门子弟,要想进入名校,必须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如一位网友所言,孩子在真正接触社会之前,是站在父母的肩膀上看这个世界的,父母能够站多高,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孩子的眼界、知识面。
要帮助寒门子弟克服家庭环境的不利影响,通过教育实现向上流动,唯有政府实施促进教育公平的公共政策才能达到。应该说,国家这两年的“高考扶贫”成效明显,有效拓宽了寒门子弟尤其是农村学生进入重点大学的通道,但要进一步缩小教育鸿沟,还需要更完善、更全面、更细化的“教育补贴机制”。
譬如,一些社会学者的调查研究表明,导致农家子弟上大学难的症结是在初中升高中阶段,也就是说,中考就已经把一批寒门子弟挡在了重点高中门外,而只有进入重点高中,才能有更多机会上重点大学。在大城市也是同样的情况,每年北大、清华、复旦等名校录取的学生都集中在几所“超级中学”里,在这些“好学校”里,穷孩子的比例甚至比名牌高校更低。因此,要提高寒门子弟上大学的机会,在中考阶段也有必要实施倾斜政策,进行“中考扶贫”。
另外,现行“高考扶贫”政策主要针对的是贫困地区的农村学生,但在城镇里,很多外来务工人员子弟虽被当地教育体系接纳,但受家庭环境影响普遍处于教育弱势地位,在升学竞争中更容易被淘汰出局。
现在大学选拔人才越来越看重综合素质,即将展开的新一轮高考改革,明确提出招生录取时要参考综合素质评价信息。这显然不利于家庭教育条件有限的农村学生,他们的综合素质和能力在常态下会落后于城市学生。
如何改变外来务工人员子弟在升学竞争中的劣势地位?高考如何建立更公平的选拔机制,如何兼顾城乡学生的不同特点和优势?这些都是教育政策制定者需要考虑的问题。
“努力就能上清华北大吗?”无论是按照逻辑还是根据现实来回答这个问题,答案都是“未必”,但我们应该努力让那些聪明勤奋的孩子看到“努力就能上名校”的希望。正如李克强总理曾说的:“我们要努力使人人享有平等的机会,不论是来自城市还是农村,不论是来自怎样的家庭背景,只要通过自身的努力,就可以取得应有的回报。” (李丽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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