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储朝晖

近几天，厦门大学副教授谢灵指责该校校长就餐享“特权”的公开信在网上走红。该事件引来众多“围观”，本身说明“特权”现象不同程度存在，众多人都“心有戚戚焉”，想借这件事把内心积郁释放出来，因而也推动了事件广泛传播。

回到这场论战个案，目前双方各执一词，笔者相信，事实将会越辩越明。跳出这一具体事件，联想到笔者到学校调查时经常遇到的一种现象：若进校后先见到校长，和校长交谈一段后再找老师谈，不少老师会选择沉默；若是先见到老师，和老师谈过一点时间后，再去见校长，校长就会很冷淡。

这两件事背后的共同而又比较普遍的事实是：当下在一些学校，教师和校长的关系存在隔阂，沟通不畅。

分析起来还是与当下的校长遴选和管理体制相关。由于校长及校内的相关权位的人员主要是行政任命，就导致教师对校长的监督缺乏正常的通道，本应有的知情权、建议权、监督权被架空，因而在校长和教师之间产生隔阂。时间一长，校长一方就会滋生官本位和特权观念，教师一方就会积聚太多的怨气，沟通就变得越来越困难。

举例而言，在个别学校，教师给校长写信长期不见回复，给校长发邮件都发不进去；教师给校长打电话不接，发短信不回；老师对话校长需抽签，多次报名的老师都抽不到签；而校长不直接找教师，而是找纪委、找院长。这些都说明校长与教师之间的正常沟通不畅，导致很多问题被迫用家丑外扬的方式才能引起重视，才能得到解决。

也正是这样一种体制，导致学校内一般的人不太可能跟校长有交往。校长们在教师心中的印象就是高高在上，对教师反映的问题要么不予理睬，要么慢半拍，这样某些校长的问题就会成为一所大学的问题。

其实，任何一个单位的健全发展都离不开有效监督，大学也是如此。从这个意义上讲，建立了有效监督机制的大学才能“大”起来，能够容纳包括教师在内的各方面监督的校长也才能“大”起来，校长需要心胸去包容他人的良心和正直，需要透明去消除误解和质疑。现实中不少人做不到这点，既可能是素养不足，也与大学管理的体制机制过度行政化相关。

（作者系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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