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涛

高考成绩刚刚发布，高考“状元”便成了媒体上最大的炒点。近日，多家媒体报道，去年辽宁省的高考文科“状元”刘丁宁入读香港大学一个月后，放弃72万元全额奖学金，选择复读，希望进入北大中文系。今年，她以666分再次成为辽宁省高考“状元”。刘丁宁们的身影和故事迅速进入公共视线，接受媒体的集体挖掘、热捧，一时间，高考“状元”再度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

教育部门早就三令五申，明确要求不得炒作高考“状元”，不得对高分考生大肆渲染。然而，禁令年年发布，炒作却从没有停止，甚至衍生出各种变着花样的奇怪玩法。那么，到底是谁在炒作高考“状元”？

在现行的人才选拔体系中，那些从千军万马中脱颖而出的高分考生，无疑是幸运的。但把18岁以前的“阶段性胜利”放在变幻莫测的漫漫人生长河中，这些“成就”或许真的不值得太过渲染。当我们给高分考生贴上“成功者”的标签时，实际上在无形中给低分考生传递了“失败者”的身份隐喻。而媒体看似关注高考“状元”，实际上却在过度消费高分考生。母校、名校、媒体和商家在这里“各取所需”，共同构筑了一条极度暧昧的利益链条，高考“状元”一跃成为注意力经济时代的“商业制造”。

高考“状元”之所以会成为一个时代备受追捧的符号话语，根本上要追溯到我们文化深处的科举情结。而大肆炒作高考“状元”，其实是在推行一种极端功利主义的教育观。

今天，高考“状元”已经变成了一种强大的赋值力量，而且作为一种生产话语作用于整个高中教育生态。一所高中最大的“政绩”，莫过于培养出了高考“状元”。在学校那里，目前流行一种顽固的观念：培养100名大学生，似乎也抵不过一个高考“状元”所带来的荣誉和面子。当教育活动被驱赶着服务于高考“状元”的生产欲望，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观念误导。

盲目地崇拜高考“状元”，势必会加剧整个教育生态的失衡与不公平问题。从教育资源的分配看来，一些教育行政部门会将大量公共资源划拨到“状元”学校，这会进一步加剧学校之间的马太效应；从学校资源的分配而言，许多高中开设精英班级，集聚名师，配备最优资源，这对其他学生而言无疑是不公平的。当高考“状元”被制造出来，大学也开始跟着躁动了，这势必影响考生的择业观念。名牌大学纷纷亮出奇招，抢夺高考“状元”，以此增加大学的宣传筹码。教育生态从此被搅乱。

为什么高考“状元”炒作屡禁不止？从源头上讲，来自于各地教育部门和学校的自我炒作。正因为相对片面的政绩评价体系，各地教育部门和学校总是暧昧地对外抛售“状元”信息。因此，要从根本上避免炒作高考“状元”，除了社会树立正确的人才观，还要重新审视高中教育的评价指标体系，逐渐淡化甚至隐去高考“状元”，而代之以素质教育要求下的更为多元的评价指标。

是时候该给高考“状元”降降温了。教育真正需要的是一种高贵的安静：安静的校园，安静的办学空间，安静的成长氛围，安静的舆论生态。让教育回归应有的轨道和规律，高中、大学、媒体、商家和教育部门都应该有所担当。

http://paper.jyb.cn/zgjyb/html/2014-06/25/content_419600.htm?div=-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