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我国从2012年开始连年采取专项计划，致力提升农村学生上重点高校比例。今年两会期间，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承诺，今年农村学生上重点高校的比例还要比去年增长10%。日前，教育部下发通知提出三项工作举措，进一步增加贫困地区农村学生上重点高校的规模。

处境不利家庭的孩子通过教育获得成功，即通常所谓的“寒门出贵子”，一直是人们对于良性社会制度促进阶层流动的理想化表达。为此，我们专访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刘精明教授，听他谈如何理解与促进“寒门出贵子”。

■农家子弟新增的教育机会主要集中在本科（学院）教育层次，在优势教育资源上还处于劣势。

■对农家子弟上重点高校采取补偿性措施，可视为我国统筹城乡发展、对农村实施整体性补偿措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要从根本上改变农村学生升重点高校的弱势，必须从源头抓起，从小学，甚至从幼儿园开始，加大投入，下大力气提升农村师资的质量，促进教育均衡。

■制度设计要为学生多种能力的发展创造通道，为“成功”定义多种可能性，从而最终避免千军万马挤高考“独木桥”的尴尬局面。

农家子弟上重点处于劣势

记者：许多批评者常常不自觉地将自己脑海中关于“寒门难出贵子”的模糊印象，升级为对阶层固化的焦虑，教育往往首当其冲成为这种焦虑的矛头所指。而您所从事的研究告诉我们：农家子弟上大学的机会与比例并不像人们以为的那么少。作为一名社会学者，您如何看待人们的这种焦虑？

刘精明：人们的这种焦虑是有道理的。2012年，我参与的一项全国性调查发现，当时我国高校学生中“农村户口”学生的人数大大超过城市户口学生——这也就是你所谓的“农家子弟上大学的机会与比例并不像人们以为的那么少”。

然而，调查还发现：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和户籍制度改革的深入推进，大量农民进城务工和子女随迁入城，农家子弟内部已经出现分化。农村户口的学生、在农村居住的学生、父亲或母亲一方务农的学生，这三类学生的教育条件与情况已经不能一概而论了。举个例子，按照上述分类，2012年我国高校学生中农村户口的学生所占比例为63.3%，上大学前家在农村的学生比例为48%，而父亲或母亲为农民的学生比例最低，为25.8%，三者之间出现了分化。因此，关于农家子弟教育机会的讨论，以及制定切实有助于改善农家子弟教育机会的政策，需要首先界定清楚“农家子弟”概念，不能只看大概。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虽然从时间趋势上看，近年来三类农家子弟在高校学生中的比例都呈现上升趋势，但他们新增的教育机会主要集中在本科（学院）教育层次，在优势教育资源上还处于劣势。2012年，“985”高校中三类农家子弟的比例都较小，农村户口的学生所占比例为49.8%，上大学前家在农村的学生所占比例为39.4%，而父亲或母亲为农民的学生所占比例仅为24.3%。而此前，从2006年到2010年，在“985”、“211”高校这些优势教育资源上，农村户口的学生和上大学前家在农村的学生，在教育机会上还出现了下降趋势。农村户口的学生在“985”高校中的比例从54.7%下降到45.7%，上大学前家在农村的学生比例从43%下降到了34.6%。

记者：在您看来，农家子弟在占有优质高等教育资源上处于劣势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刘精明：造成这种局面，我认为主要原因在于，我国现行的人才选拔制度是一种“择优录取”的制度，它通常只关注学生的学业水平，忽略学生其他方面的能力。而受到种种复杂历史因素尤其是城乡二元分割的影响，我国城乡教育水平差距较大，国家对农村教育“欠账太多”，农村教育的短缺和不均衡很难在短时间内得到改变，这种短缺和不均衡使得农家子弟在学业整体水平上相对城市学生来说处于劣势。

扭转劣势须整体性补偿

记者：您如何看待国家从2012年开始连年通过特殊教育倾斜措施致力提升农家子弟上重点高校的比例？

刘精明：在我看来，国家通过特殊教育倾斜措施提升农家子弟上重点高校的比例，主要源自教育公平的考量。当前，教育公平主要受到两方面威胁。一方面是我们谈得比较多的“代际复制”——优势社会阶层在各个层次的教育选择上都具有优势，弱势群体则相反。另一方面则比较隐蔽，那就是来自教育自身选拔功能的影响。社会制度要良性运转，选拔人才必须遵循“择优录取”的原则，而“择优录取”实质上就是人们所不那么喜闻乐见的“优胜劣汰”。过度强调“择优”，会加剧阶层之间的冲突，形成对弱势群体的漠视。比如，学生考不上大学，有人会认为是这个学生自身能力不行，怪不得别人，而不会去过问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了他的能力不行。同时，由“择优”产生的优胜者主导的社会，缺乏把社会各阶层凝聚在一起的能力，但社会的运行需要包容而不是分隔。

因此，从维护公平的角度，对来自弱势家庭的学生采取补偿性教育措施，是非常有必要的。而对农家子弟上重点高校采取的补偿性措施，实际上也可以视为我国统筹城乡发展、对农村实施整体性补偿措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记者：现在重点高校里有这样一种看法，即农家子弟即使在原来的群体中相对优秀，但相比重点高校的其他学生还是基础较差，通过专项计划把他们招上来，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学习跟不上，很痛苦，这也是对优质教育资源的一种浪费。您如何评价这种看法？

刘精明：我非常不同意这种看法！人们看问题，很多时候容易只看结果，不看过程。农家子弟到重点大学出现学习困难，反映他们的学习基础比较薄弱，正说明我们对他们的教育补偿做得还不够，正说明我们不但要对农村教育的结果进行补偿，还应该从过程就开始补偿。

社会学研究表明，“处于条件不利地区的儿童，常在作为学习重要基础的学前阶段，就被剥夺了文化学习的机会。”要从根本上改变农村学生升入重点高校的弱势，必须从源头抓起，从小学甚至从幼儿园开始，加大投入，下大力气提升农村师资的质量，促进教育均衡。

具体到大学来说，大学教师是这些学生学习状况最直观的感受者，但帮助他们改进学习，不是教师个人的事情。大学要切实承担起责任来！这些学生招上来之后，学校应该采取更多的措施或手段，对他们进行呵护，帮助他们改进学习方式，垫高他们学习的基础。

长远之计在于多元发展

记者：教育部长袁贵仁两会期间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会通过倾斜措施逐步解决农村学生在重点高校比例不高的问题，但这是对特殊群体的关照，达到一定数量后，不会一直增加下去。对此，您作何理解？

刘精明：对农家子弟采取补偿性教育措施是必要的。只要操作得当，农家子弟也是会从中真正受益的。但是，教育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大学有为社会培养高层次人才的客观责任。我们不能因为一部分学生的户藉在农村或者父母是农民，就认为大学必须为他们一直降低条件敞开大门，而且比例必须无限升高，这样做对其他学生是不公平的。我们不能为了实现一部分人的公平，而去伤害另一部分人的公平。我想，这可能也是国家在制定倾斜政策时，把重头放在“增量”上的原因。

在我看来，现在国家为农家子弟进重点高校采取的补偿性措施，一方面是对城乡教育水平差距所造成结果的补偿性纠偏，另一方面也是对高考录取存在多重标准的纠偏。什么是多重标准？省际的分数差别、录取名额差别就是多重标准，所以现在要对过去重点高校录取比例相对较低的省份进行倾斜。

为什么要对多重标准进行纠偏呢？因为考生的城乡差别是个体性的。也就是说，在某一个省份内部，城乡之间的录取线是一致的。要从高考中脱颖而出，凭的是学生之间个体性的竞争。我们鼓励个体性竞争，当然，前提是努力消弥城乡间在教育资源配置等方面的差距。

然而，高考中的省际差别却是集团性的。个体性竞争不会造成太大的社会区隔，但省份之间，谁过于占优势，谁又处于不利境地，这种在高考中的集团性竞争很容易导致社会僵硬与冲突。因此，省际差别必须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纠偏。

记者：从长远来看，如何才能从根本上避免教育制度层层筛选对在学业上不占优势的学生造成伤害？

刘精明：要维持社会体制长久的公平运行，必须在受教育者自身能力培养上下功夫，避免再走过度关注学业成绩的老路。怎样才是注重能力培养？首先，制度设计要为学生多种能力的发展创造通道。以前诸多的高考改革尝试，基本都是围绕学生的学业能力打转，而现在的高考改革真正让每一个学生看到了希望。比如日前媒体报道的，我国《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2013-2020年）》正处于起草与修改阶段，该规划系统构建了从中职、高职、本科到专业学位研究生的人才成长“立交桥”。这就从制度设计的层面为“成功”定义了多种可能性，学生可以选择自己擅长的不同领域进行尝试，通过努力就有可能获得成功，从而最终避免了千军万马挤高考“独木桥”的尴尬局面。

就整个学校教育体系而言，学校教育对于学生的培养应该是全面的。在以前过于注重“择优录取”的背景下，学校往往只关注学业能力的培养，而很少关注能力的多元性，没有为学生的多方面能力发展建立通道。这样的能力培养是不公平的。我们应当为学生的每一种能力倾向找到制度化的发展路径，我们要在学校教育中充分鼓励与提倡——有努力就有结果。

（本报记者张滢访谈、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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