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以阶段性来划分人的成功的话，1985年，对正在美国得克萨斯州达拉斯市一所大学攻读生化研究生的王晓东来说，与一同出国的上名校、跟名师的同行者相比，他的状态算不上成功。

而在那以前的一年多，王晓东绝对是国人眼中的“成功者”——在CUSBEA（中美生物化学联合招生项目）考试中，北京师范大学生物系本科生王晓东从众多考生中脱颖而出，成为当年全国通过这项考试的60名学生之一。

没有人能想到，19年后的2004年，因为在细胞凋亡领域的出色研究，当年并不起眼的王晓东当选为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41岁的他成为当年最年轻的院士之一，也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陆20多万赴美留学生中，第一个进入美国科学界最高殿堂的。在此前的一年，通过国际公开招聘，他成为中国科技体制改革试验田——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所长。

“我没有输在起跑线上的想法。毕竟，人生是一个马拉松。在人生的初始阶段，你的选择是有限的。在这个过程中，你的选择不可能是最佳的。但是只要你还在这条路上，就永远有机会。”王晓东说。

分数不是最重要的事情

“我做事想事，有点不拘一格。”王晓东说。

1977年还是初中生的王晓东就自学了高中的课程，为了检验自己的学习成果，他参加了这年刚刚恢复的高考，摸底成绩过了当年的大学录取线。可是他放弃成为一名少年大学生的机会，而是来到高中，踏踏实实地读了两年。

1980年参加高考时，因为“不拘一格”，不喜欢死记硬背，王晓东的有些科目分数并不高。

而当时还不算高考主要科目的英语，王晓东却在整个考区得分最高。虽然只能折算30%，貌似有点吃亏，可是“我喜欢英语，我不在乎”。

成为北京师范大学生物系本科生后，王晓东学得很认真，也追求过高分——大学一、二年级时，所有的专业课都在90分以上。

可后来发生了一件让王晓东很“受刺激”的事情——他发现考高分原来是有“捷径”的。

在临近期末考试老师答疑的时候，有同学去套题，并从老师回答的蛛丝马迹中揣测考试会考什么，不考什么。

结果，平时学习非常勤奋的同学，可能分数还没有走捷径的同学分数高。“这个标准不对，不能反映真正的水平。这样的考试没有意义。”王晓东说。

他觉得分数没有那么重要了。到了大三，王晓东把更多的精力花在读英文原版教科书上。这次他有了个新的目标——CUSBEA。

当时在中美两国留学渠道还不通畅的情况下，美籍分子生物学家、美国康奈尔大学教授吴瑞发起了这个项目，旨在选拔优秀中国学生赴美国学习生物化学和分子生物学。CUSBEA始自1981年，于1989年结束，共有422名中国学生赴美攻读生物学博士学位。

CUSBEA用的是哈佛大学一年级研究生考试试卷，考试内容是生物化学和分子生物学，所以试卷用的是英文。

王晓东很轻松地考过了，秘籍就是“原版的英文教科书”。

那是77级的师兄师姐在参加第一年的CUSBEA考试时复印的。现在看来颇有些传奇的味道：据说全北京当时只有6本教科书。北师大77级学子在晚上，找到有复印机的地方，复印了一个晚上。

这本书成了“宝典”在生物系流传。大三的时候，“宝典”传到了王晓东手里。那个假期，他背着一书包的“宝典”回了河南老家，看了一个假期，并顺利地通过了考试。

即使错了，也不能自暴自弃

1985年，当王晓东漂洋过海来到美国读书时，发现自己一下子从“孩子的角色转向成人”。

出国前，凡事都不用这个天之骄子操心——宿舍是学校安排，不用自己做饭吃食堂就可以了；导师是指定的，学生跟着导师做研究就可以了，不用自己选择研究方向……

“在1980年代，出国读个洋博士，所有人对你都很好。”可是，出国之后，所有这些都消失了。

王晓东发现，“一下子，你要去处理生活给你的全部琐碎。”比如，自己要去社区找房子住。“1980年代在中国哪里遇到过这样的事情？”

而王晓东自认为还不错的英文，在美国大学的课堂上，也颇受打击：美国教授按照正常的语速授课，根本不管这个中国学生能不能听得懂。

前半年过得很辛苦。王晓东学会“为自己操心，为自己作选择。选择的过程也是个学习的过程，你要学会承受选择的后果。”

时隔多年，再来看这段日子，王晓东认为“这是非常好的经历”。毕竟，生活赋予你的苦难也是一笔财富。

在生活慢慢步入正轨的同时，王晓东同时开始了在美国上学最重要的事情——选择导师。

他最开始的理想选择就是跟最顶尖的学者学习。但是美国与中国研究生培养方式不同的是，导师和学生之间是双向选择的。

如今，王晓东哈哈一笑说起当时的结果“人家也没要我”。这个来自中国的学生很快适应了这种状态，并为自己制定了一个导师选择方案——没有最满意的就选择次满意的，看看哪些方面能接受，哪些不能接受。他坚持一个原则，“做科学不好的，坚决不能接受”。“对学生要求不严格的，坚决不接受”。

最后，王晓东用一年的时间，选了一位博士后出站的新教授做自己的导师。

这位导师不如很多教授名气大，“他是个天才，对科学有巨大贡献。”但是作为导师，却并不好沟通——有时说一大堆话，很有道理，学生就是不能理解。导师看学生不能理解，就不愿意再说了。尽管有导师，可王晓东主要还是要靠自学。

王晓东当年从事的研究方向跟现在完全不一样。“当时也没有做出太好的研究，但是受到很好的科学训练。”他说。在他看来，人生是一个不断选择的过程。“选择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即使选错了，要能改正错误，能接受这种失败，而不是自暴自弃。”

真正的科学家不在于以前做了什么，而是现在做了什么

1991年，在得克萨斯大学西南医学中心获生物化学博士学位后，王晓东来到了同校的分子遗传系，跟从198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约瑟夫·戈尔茨坦和迈克尔·布朗从事博士后研究。

经过了一次又一次的自我调整后，王晓东终于可以作出人生中的最优选择——跟随最好的导师从事最顶尖的科学研究。

两位诺贝尔奖得主选择王晓东的过程颇有戏剧性：他们给王晓东的博士导师打了一个电话，就问了一个问题：他是个好人吗？然后，王晓东就得到了这个博士后的资格。

在这里，王晓东真正学到了做科学的精髓：无所畏惧。

本世纪，心血管疾病已经不再是人类最大的杀手了。而在这两位诺贝尔奖得主年轻的时候，心血管疾病是人类最大的杀手。这两位诺贝尔奖得主为胆固醇高导致心血管疾病提供了科学依据，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都作了巨大的贡献。他们也为此赢得了诺贝尔奖。

“你现在最想、最应该、最能做的是什么？绝大多数选择做自己能做的。而这两位老师只问：这是不是应该做的，从来不问能不能做。在他们看来，如果应该做，就做好了。”王晓东说。

这种精神感染着王晓东。也是在这种氛围的熏陶下，他在当今最前沿学科的研究渐入佳境。从1995年建立起自己的研究室后，王晓东的论文成果到目前已被其他科学家引用超过了4.9万次。

在当选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后，当时他所在的美国得克萨斯大学西南医学中心生物化学系主任麦克奈特评价说：“王晓东是过去10年中引用率最高的科学家之一，当选国家科学院院士是对他工作的恰当承认。”

可王晓东却说，“以前做的事情应该尽快忘掉，永远往前看。”在他看来，你是不是一个科学家，是不是真正在科学前沿做事，不在于以前做了什么，而是现在还能做什么。

“科学家就像运动员一样，要努力站在第一线。我认为能踢球时不要当裁判，能当裁判时不要当观众，宁当观众也不当足协领导。”王晓东幽默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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