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08年开始统计，我国出国留学学生数年增长率始终在24%以上。推着行李出关的，不再只是有为青年，还有大群小小少年；留在国内读书的，也对现今学校怀着多多的不满，即便上海孟母堂被叫停，也不妨碍深圳圣贤国学堂蓬勃崛起。相比今天教育的高压和刻板，人们似乎更希望回到讲究国粹的私塾，走回“知礼”“有序”的过去。施教者和受教者，仿佛都有点儿不知道怎么做现代中国人了。

压岁钱够买好几个iPad平板电脑、iPhone苹果手机了，但低龄自杀的新闻也增多了，六个长辈环伺左右的“独二代”们，你们到底幸福吗？大洋彼岸的“虎妈”火了，带热了本土的“狼爸”，打开电视，每个频道都在谈论“怪兽”父母。尚有家长嫌不过瘾，把孩子彻底送进矫正学校、魔鬼训练营，等到孩子报了警，才明白此事需慎行。各种理论和理念尘嚣直上的今天，我们多元了，我们也凌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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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愿意回望，93年前，一个酷暑之日，一位清华校友带着哥伦比亚大学里的那些良师益友——杜威、胡适、陶行知的指点和鼓励回到祖国。此后63年间，他一头扎进现实的教育实践中，管行政，当教授，办学校，写书，做实验……直到1982年去世。今天，如果我们肯静下心来，重新捧读他的思想论和他的方法论，也许我们能找到一些“做现代中国人”的好方法。如果我们肯静下心来，重新思考他的办学历程和思想形成过程，也许我们能找到一条培育“中国本土教育家”之路。

“活教育”思想击中时代“痛点”

近日，纪念陈鹤琴诞辰120周年教育思想研讨会在上海省吾中学召开。与会者重温陈鹤琴的“活教育”思想，致力培养学生成为“现代中国人”——健全的身体、建设的能力、创造的能力、合作的态度以及服务的精神。这些70年前就提出的教育理论，在今天看来，非但没有过时，还击中了当前教育的诸多“痛点”。它也让陈鹤琴这位似乎被社会遗忘了很久的民族教育家及其思想得以重新“回还故里”。

有中国基础教育“活化石”之称的吕型伟老先生曾这样形容陈鹤琴：陈鹤琴是中国幼儿教育的开拓者与奠基人，也是以杜威为代表的进步主义教育在中国的传播者和实践者；他是中国近现代教育的先驱者，是一位真正的教育家。吕型伟着重指出，陈鹤琴的“活教育”思想不仅拥有包括目的论、课程论、方法论在内的三大完整纲领，更体现出了陈鹤琴对教育本源的理解。这种理解跨越了时间和地域的界限，即使在如今教育国际化的冲击之下，依然有其独特性和不可替代性。

为了让教师和校长们了解陈鹤琴教育思想延续至今的旺盛生命力，在研讨会上，上海市教委副主任尹后庆对陈鹤琴的教育思想与当今教育的呼应之处作了详细阐释。尹后庆指出，陈鹤琴提出“整个教学法”，与今天强调课程的整体育人功能一脉相承；他倡导“活教材”，要求教师“教活书”“活教书”，即强调儿童要在自然和社会接触中获得经验和知识，也与今天教改中加强课程资源基地建设，鼓励学生走出校门、走进社会相一致；他提到要“关注学生，关注儿童”，这与目前提倡的“生本化教学”，从学生出发相得益彰；他强调“一切为了儿童”，也警示今天的教改要不断克服围绕分数指标、工具价值、成人经验来制订教育措施和判断教育效益的惯性，转而从人出发，从孩子的“天性”出发……

经过专家们的梳理，陈鹤琴的“活教育”思想重新焕发出了时代的活力。百余名与会者发现，原来陈鹤琴的教育思想所切中的命题都是与今天的教育密切相关的。“这无疑为我们教育工作者思考教育本源提供了一把金钥匙。”省吾中学副校长施颖不无感慨地说。 “拿来主义”出不了我们自己的教育家 “相比于更为系统地思考教育的本源，我们教师往往更倾向于解决具体的实际教学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施颖的这番话，是大多数一线教师和校长日常工作状态的写照。对此，上海市陈鹤琴教育思想研究会副会长龚珮珮表示，不读教育史成为如今不少教育工作者的通病。龚珮珮告诉记者，现在的师范教育更强调技术性问题，教育史常常被教授一笔带过，这导致很多师范生对教育史普遍缺乏一个常识的认识。与此同时，有些教育工作者宁愿选择直接从西方照搬陌生的教育概念，也不愿意从本国历史中寻找和继承可用的、已被认证过的、适合中国国情的教育理念。这也是陈鹤琴教育思想长期尘封的原因之一。

除了不了解教育历史外，国内教育工作者的另一大问题在于教育理论研究与教改实践过程之间的脱钩。上海市陈鹤琴教育思想研究会会长夏秀蓉表示，如今研究教育理论的高校学者并不愿意深入到教育第一线进行实践，因此他们从国外引进的理念大都是文字化的、纸面上的东西，没有经历过教改实践的论证和考验。而从事基础教育工作的一线教师，认为高校教授们的理论空洞，未必适合实际操作，但自己又缺乏精力和能力去研究教育思想。“教育理论和实践‘两张皮’的现状，致使我们的教改之路越走越艰辛。”夏秀蓉强调。

或是习惯于断章取义学习国外，用单纯的“拿来主义”代替自己再消化、再吸收的过程；或是用“拍脑袋”的方法，想出花样百出的教改举措，再拙劣地模仿之，似乎已经成了今天一部分教育工作者的通病。“虽然这可以在短时间内达到成效，看似显现了学校的‘特色’，但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都说不清，更没法证明这些举措究竟是否科学，更甭谈其理论依据了。”这也是中国缺少教育家，更缺少本土的、民族的教育家的重要原因之一。 做现代教育家 育现代中国人 当今中国呼唤教育家办学，但我们距离成为教育家还有多远？

对照陈鹤琴的言行，我们看到了成为一名民族教育家所要具备的所有外显特征和内在底蕴。陈鹤琴早年远赴哥伦比亚大学就读教育学硕士学位，师从国际知名的哲学家、教育学家、心理学家杜威，可以说是直接吸收了当时西方第一手的、最为先进的教育理论。回国后，他创建我国最早的幼儿教育实验中心南京鼓楼幼稚园、我国第一所公立幼稚师范学校江西幼师和幼专、多所附设幼稚园的小学，以及多所女子中学、青工夜校，通过实践对所获得的西方最先进的理论进行再消化，再吸收。长子出生后，陈鹤琴开始把自己的儿子作为实验对象，对其进行了808天的连续观察和跟踪实验。他甚至把自己的客厅作为教室，将街边年幼的乞丐和难民作为教育对象，创设了“难童教育”“报童教育”等民众化教育的新模式，试图发挥教育的力量，推动解决当时社会所面对的一些实际问题……

龚珮珮这样总结陈鹤琴及其教育思想的特点：既有对西方实用主义教育理念的引入，也有对国内教育现状的思考与理解；既有对教育理论的纯粹的探索，也有通过办学行为、科学实验等实践方式对教育理念的论证。夏秀蓉认为，尊重最本源、最客观的教育规律，是陈鹤琴教育思想长盛不衰的重要原因。而所有这些，恰恰都是身为一名民族教育家所必须具备的特质。

温家宝总理自2003年教师节接见教师代表时提出“教育家办学”以来，连续多年，反复多次呼唤要“教育家办学”。总理的呼唤得到了教育界人士的积极回应，中国教育学会会长顾明远在多次演讲中对这一命题进行了阐释。仿佛是这些呼吁的一种回声：陈鹤琴所倡导的“做现代中国人”恰恰能为“做现代的中国教育家”作出最直接的指导。正如夏秀蓉所说，重识中国自己的教育家，培养现代的中国人，应当成为教育变革的最大动力。

■陈鹤琴名言

做人，做中国人，做现代中国人。

大自然、大社会，都是活教材。

做中教，做中学，做中求进步。

一切为了儿童，为了儿童的一切。

没有教不好的儿童，只有不好的教育方法。没有教不好的学生，只有不会教的老师。

积极的鼓励胜于消极的制裁，积极的暗示胜于消极的命令。

凡是儿童自己能够做的，应当让他自己做；凡是儿童自己能够想的，应当让他自己想。

鼓励儿童去发现他自己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