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武汉大学土木建筑工程学院长江特聘学者、副院长刘泉声教授被曝违规兼职，同时担任多所高校和科研院所全职岗位工作。

说实话，这种违规兼职和论文抄袭、学历造假一样早就司空见惯。但我想指出的是，对于这类现象的评价存在着严重的“名实分离”。在法律层面、官方话语层面，人们对这类现象嗤之以鼻，有谁在这些事情上栽了，周围人一定要与之划清界限，至少在公开场合；但在真实世界中，规则却完全相反，大多数人对之持默许乃至支持的态度。唐骏倒了，就有人同情他。甚至很多时候，人们会认为那些不学无术但能够到处搞关系、搞项目的人有能力，只要有这些能力，学历是否抄袭、论文是否造假都无关紧要。

相比中国学院的各种乱象，违规兼职只是个小儿科。有些学者一旦出了名，成了“××”学者，就开始不务正业，不要说兼职这样名利双收的事情，甚至到处走穴，从事各项商业活动，或者跑教育部、拉关系，搞各种与学术无关的项目。理工科类如此，人文社科类同样如此。如今的中国大学，学生对硕导、博导的称呼已经发生变化，学生们不再叫老师，而叫“Boss”。大学扩招尤其是研究生扩招给这些导师们带来了无数高级劳动力，不完成项目就毕不了业的新闻也屡有所闻。在这样的风气下，劣币驱除良币，真正的好老师反而因为不懂关系、不懂利用学生为自己劳动成为校园的边缘人物；而有些原本很有能力的学者一旦与官场和商业利益沾上边，就可能断送自己的学术生命；极端的，甚至出现一些学霸，他们勾结官场，把持校园权力机构，掌控大量学术资源却只为自己的利益服务，他们就是学术界的既得利益者。

万般乱象，症结在于学术界的“集权”，无论是学术成果的认定还是学术资源的提供，这些权力集中在少数人手里。集权制度下，少数人如同在官场一样，遵循着一种集权制度下的晋升路径。这种路径恰恰与学术以及教育本身的目标违背。学术要的是创新的成果，教育要的是培养创新的人才，而类似于官场的集权学术制度却营造出一种静止的学术环境，不鼓励突破，不鼓励创新，要的是墨守陈规，要的是谨遵学术权威的指示，那些原本很有活力的后生小子们在学术的技术化、官僚化潮流下逐渐磨去了他们的灵气和才华。这样的中国学术当然难以出大师，难以出好的学术作品。

有意思的是，在这种静态的学术环境下，总有一些有个性的学者试图跳出这个沉闷的圈子。他们也同样不务正业，因为他们关心社会，试图将学术与社会靠近。这群人实际上是学术圈的边缘人物，他们只能在媒体和大众之间赚些吆喝，在政府和学术圈内部却不怎么讨好。这群人中同样鱼龙混杂，既有卓有才华的顶尖学者，也有混吃混喝的学术流氓。

幸好，学术界从来不缺乏真正富有远见的教育家，已经获得招生权的南方科大成为中国学术改革的先锋，在南方的这一缕春风获得了全国关注。也许，结构性的学术体制改革并不会太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