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将如何把最高决策层“强国必先强教”的信念传递给亿万民众
今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为我国教育事业未来10年进行全面谋划和前瞻性部署，把“强国必先强教”的信念传递给亿万民众。《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下称《纲要》)提出到2020年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基本形成学习型社会、进入人力资源强国的战略目标。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要求“全党全国积极行动起来，坚持育人为本，以改革创新为动力，以促进公平为重点，以提高质量为核心，推动教育事业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科学发展。”
《纲要》发布后，国务委员刘延东指出，各省区市落实领导责任，探索完善督查协调机制，通报情况、跟踪检查、密切沟通，加强绩效评估和行政问责，确保中央重大教育决策的执行力和公信力。教育部部长袁贵仁要求，各地立足当地实际，尽快拿出改革路线图、时间表和任务书，为推进全面改革提供经验和保障。
地方体制创新升温
改革与发展是2010年的教育主题。《纲要》提出的“要以体制、机制改革为重点，鼓励地方和学校大胆探索和试验，加快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步伐”，给有志于改革创新者提供了一个更为宽松的环境。
岁末举行的第二届地方教育制度创新奖颁奖，与两年前的首届相比，案例征集到的各地具有制度创新意义的改革实践明显增多，呈现出教育改革升温的整体氛围。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杨东平说，这一事实使我们对地方教育制度创新重要价值的认识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杨东平认为，地方教育制度创新具有多重价值，整体性的教育改革需要自下而上的地方教育实践，摸到能够过河的一块块石头，为整体教育改革奠定基础并提供必要的支持。
这一届地方教育创新获奖案例体现出与时俱进的特点。上海市、绍兴市在改善教育民生、化解义务教育择校热、发展学前教育等方面作出制度创新；宁波市、潍坊市在转变政府职能、建立服务型政府方面进行行政改革；海盐县、慈溪市在推动社区教育、终身教育方面进行制度创新；山东、湖北在省域范围内形成整体性教育改革的制度氛围；重庆、湖南、广东把教育制度创新的主体扩大到地方政府和党委，使它们成为教育改革的重要保障。
“贯彻落实《纲要》的一个重要方向，就是在部分地区和基层开展重大改革试点。”杨东平认为，随着国家教育改革试点项目启动，地方教育制度创新正进入一个新的活跃期。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研究显示，由于放权让利政策的实施，地方政府成为制度变迁当中的“第一行动集团”，这也暗示着教育体制改革的基本路径。杨东平强调，发展、改革、开放一个都不能少，而且互相不能替代。激励地方通过开放来促进教育改革，通过改革来促进教育发展，这是地方教育制度创新奖创办者的核心理念。
学前教育与“一流大学”
11月，国务院以空前力度推出学前教育新政，可望使中国数以亿计的儿童受益。
今年9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首届世界幼儿保育和教育大会上披露，依据《儿童权利公约》等3个全球性文件，该组织对世界幼儿保育和教育状况的监测评估发现，在学前教育服务“私立为主、市场导向”的国家，广大低收入人群不得不“选择”价格低、质量差的幼儿园，结果是他们的孩子没有得到发展。
处于社会转型中的中国，过去十年在“教育产业化”主导下，把学前教育排除在公共服务体系之外，大批公办幼儿园被停办或拍卖，大批幼儿教师被迫下岗。作为一个缩影，即使如深圳这样财政状况相当好的特区城市，政府投入学前教育的资金每年也不过5000万元，而且还集中投在城市的公办示范园。
针对学前教育存在的问题，刘延东强调，“把学前教育这项重要的民生工程办实办好。”对学前教育的投入开始大幅增加。有评论说，2010年，中国学前教育迎来了发展的春天。
2010年内教育界的另一个话题——对“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梳理，在帮助公众从一些误导性的概念中慢慢走出。
“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一些倡导者，把“一流大学”等同于“研究性大学”。甚至有人说，衡量一个大学的水平，主要是看其博士课程的质量。旅美学者薛涌认为，说这些话的人，不少是在国外的“一流大学”受过训练的权威人士。由于他们的“牌子”响亮，公众对他们的话往往不加怀疑。结果大家普遍相信：中国的大学要办成一流，就要向研究性大学的方向发展，把重心放在博士生的培养上，“实际上，现在中国的大学，特别是享受巨大的国家拨款的‘一流大学’，还在按照这些似是而非的概念经营”。
由此导致本科生教育受到忽视。过分庞大的研究院在大学中喧宾夺主。由于强调研究性，大学逐渐围绕着系来经营；教授投入热情一心做研究，而把教学看作一个负担，更重要的是，学校规模的日益扩大，使师生的关系更加疏远，学生得不到必要的人生指导，只是学了一些具体的技艺，大学传统的人文价值因此受到腐蚀。
今年上半年，英国职业与教育调查公司公布了“2010亚洲大学前200名”排行榜，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均未进前十，又一次激起学界和社会的强烈反应。一时间，这两所学府被有些媒体冠以“亚洲二流”。
有评论说，中国大学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面临的是全面的利益调整，包括将评价权交给教育者、受教育者和社会，让教师自主教育、自主进行学术研究，让受教育者拥有参与学校管理、监督与评价的权利等。
“北约”、“华约”与“同盟”
今年与改革相关的最大响动者，非高校的自主招生联考莫属。
进入秋季，先是各以北大、清华两校为代表的“北约”、“华约”招考联盟出现，不久同济、北理工为代表的“同盟”就摆开跟进的架势。尽管当事各方均否认此举是为了“掐尖儿”，仍挡不住舆论称之为“以集团作战圈地抢生源”。
2003年教育部批准进行“自主选拔录取改革试点”以来，除当年旨在打造“中国版常青藤高校联盟”的985首批九所高校组成“C9联盟”、2006年复旦和上海交大首推自主选拔录取改革，以及2009年北大试行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外，几乎没有些许涟漪。今年，闹得沸沸扬扬的自主招生诸路集团打破了这种平静，可还是沿着统一高考的基本思路——出发点仍是尽可能早、尽可能准、尽可能多地“预定”高分考生。
为什么好端端的自主招生联考，变味为抢生源，而不是扩大考生的选择权？一位教育界人士认为“是把好经念歪了”，他告诉本刊记者，“政府宏观管理，考试社会组织，学校依法自主招生，学生多次选择”，是《纲要》确定的高考改革路径。而目前自主招生联考并非由社会中介机构独立组织，既不符合《纲要》的思路，也不利于联考的评价质量提高。从长远看，将制约我国的自主招生改革进程。
还有评论认为，自主招生联考所以变味，主要在于缺少三方面的推进因素：
其一，这次自主招生联考是有关校方的行政领导决定的，这就难免基于自身利益而忽略公众利益。一个有公众力量参与学校管理的大学理事会治理结构，在现代大学中是必不可缺的，因为它能在审议学校重大决策时，起到平衡各种利益的作用。有学者指出：“我国越重视科研开发的高校，往往在教育谋划上忽视‘怎样与公众利益沟通’。其实这两者同等重要，甚至后者比前者更重要。”
其二，这次联考被公众误解为学校联盟，是因为联考考试的组织，均由学校操办，这就改变了联考作为社会化考试的基本性质。《纲要》所称“考试社会组织”，指的是由社会中介机构举办的联考，相关高校自主选择认可，考生根据学校的认可去参加考试。这样的联考组织，将通过市场竞争树立公信力，从而赢得学校的信任。
其三，目前的自主招生联考，仍与统一高考、集中录取嫁接，只是替换了每个学校举行的笔试，不涉及整个自主招生的程序与规定。有教育界人士认为，这样的联考，对自主招生的高校来说，就是抢生源；对获得自主招生资格的考生来说，就是被折腾。一些公众对自主招生可给偏才、怪才敞开升大学之门的期待，显然无法实现。
教育学者熊丙奇认为，只有调整自主招生的程序与规定，才可能使自主招生联考改革具有进步意义。即对于高校的5%自主招生试点，在联考基础上，可允许参加联考并获得学校自主招生资格的考生，不再参加统一高考集中录取，从而在统一高考集中录取之外，出现一个具有权威性的联考，以及学生与学校双向选择的自主招生格局。
自主招生联考改革，是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一面镜子。在如今没有改变学校内部的治理结构、缺乏社会力量参与、政府没有放权的框架内，再好的改革模式，都容易变味儿。
看似偶然的事件
年末，一个小学毕业后就辍学的孩子在合肥胜利广场附近卖烧烤的图片经网络曝光，迅速被网友们冠以“烧烤弟”之名。有评论说，这个随长辈离开老家进城直接打工的孩子身后，是在2000万流动儿童中蔓延的辍学问题。本来，孩子离乡，父母应办理转学手续，如果进城后不上学，当地政府和学校应依法督促监护人履行送孩子上学的义务。可这种跟踪学生学籍变化的机制，在许多地方没有建立。
流动人口低龄辍学问题，与流入地政府对国务院关于以“流入地为主、公办为主”解决流动儿童义务教育的政策落实不力有关。
农村经过大规模撤点并校后，辍学率居高不下，折射的问题同样值得反思——农村义务教育享有“两免一补”政策后的初中辍学率为何不降反升？对于各级政府来说，义务教育是“一个也不能少”的强制性义务，可眼下，许许多多流入到城市过早地扛上生活重担的“烧烤弟”的出现，已与高等教育在校生规模居“世界第一”的现实，构成巨大的反差。
中国教育中的“下跪”事件一向刺激社会的神经。湖南娄底市一中英语老师谭胜军上课时，发现小白同学和另一同学在下棋，便上前制止，小白抢走谭老师的教鞭，还对谭老师动手。事后，小白在班主任要求下道歉，谭老师却突然下跪，称希望此举能唤醒孩子们好好读书。有评论说，这个“跪求”与现行学校管理模式的“目中无人”有关——在一些有良好学习氛围的学校，学生学习自觉，学校却实行严格的管理；而在一些学生行为习惯差的学校，学生不爱学习，学校反而实行宽松的管理。这两种管理，前者会扼杀学生良好的个性，后者则助长了学生不良的习气。
既无个性又没有明确教育定位的无序管理，往往会产生学生不配合老师教育、家长不理解学校管理的冲突。这正是我国中小学校管理的软肋，只有从学生实际出发，管理模式由学校、社区教育委员会、家长委员会共同根据学生的特点确定，学校据此定位推进管理，教师在明确的权责范围内有自主教育空间，才可能让所有的学生，都得到应该得到的教育，教育中的“下跪”现象才会绝迹。
从3月23日的福建南平校园血案，到4月30日的山东潍坊校园血案，不到40天的时间内，校园血案发生了5起，一再敲响校园安全的警钟。10月21日，柳江县洛满镇洛满中心小学一栋楼的二楼走道栏杆坍塌，造成27名学生跌落到一楼受伤，其中4名伤势严重。39天后，新疆阿克苏市第五小学楼梯上的踩踏事故，导致近百名孩子被挤伤或摔伤。似曾相识的校园踩踏事故为何一再发生？很快成为社会思考的问题。
有评论说，治理校园安全的长效之策，除外部社会因素之外，还在于引入学校民主管理机制，寄希望于教育行政部门按照《纲要》所指出的加强中小学民主管理的改革路径，推动让家长、社区人员参与学校办学、监督的机制建设。
10月，吉林省原总督学于兴昌受贿弊案水落石出。经延边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认定，20012009年，于利用担任吉林省高校党工委副书记、省教育厅副厅长、省政府教育督导团总督学的职务之便，通过帮助他人择校、高考录取、调剂专业等，收受或索取他人财物共计800余万元。以往高校腐败的“高发地”集中在采购、基建领域，而在招生领域，教育高官中出现如此罕见的巨贪，着实令人震惊。
有评论说，于案牵扯省内大、中、小学校上百所，一连串利益链条的存在，反映着行政权力在不受制约的情况下必将产生腐败。而只有建立全新的教育管理体制即现代学校制度，实现教育的管评办分离，学校内部的行政权、教育权、学术权分离，以及公开、透明地办学，才可能制约行政权力。
去行政化如何突破
7月，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提出，“必须解放思想，大胆探索，坚决破除不利于教育发展的体制性障碍，为教育事业持续健康发展提供强大动力”，“敢于冲破传统观念和体制机制的束缚，允许和鼓励各地进行探索和试验”。
12月初，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开展国家教育体制改革试点的通知》，一批改革目标明确、政策措施具体的教育改革项目完成备案程序，标志着国家教育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全面启动。
多年来，社会对高校行政化和官本位管理的诸多弊端批评不断，确保教育质量、关注教师和学生成长，逐渐被淹没在许多高校对规模、数量、速度等政绩与形象的追求中。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体制室副主任王烽曾在《纲要》制订中的民间热议阶段表态：“行政级别是大学行政化一个坚硬的外壳，这个外壳不打碎内部行政管理就无法改变。”而最终出现在《纲要》正式文本中的表述是：“高校要随着国家事业单位分类改革的推进，克服行政化倾向，取消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探索符合学校特点的管理制度和配套政策。”一些人士评价为，这表明最高决策层“下了决心要在这个问题上有所突破”。
今年年初，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余晖提出，《纲要》应该增加一个“名词解释”，比如就政校分开、行政化管理等词的内涵，给各界一个标准化的答案，否则任由大家一词各表，达不成共识，落实起来就名不正言不顺了。杨东平提出，把每一个教育改革的理念变成现实，都需要通过具体路径的构建，包括具体的路线图和时间表，否则很容易成为大家说说而已，出现“规划规划，墙上挂挂”的效果。
11月间，华中师大传出信息，该校新一届学术委员会成立，几位校行政领导都没有“按照惯例”在其中任职。校长马敏表示：“作为校长，我主动辞去校学术委员会主任一职，提议由纯粹的资深学者担任，意在让行政权力与学术适度分离，使学术活动在更加宽松、自由的环境中进行，这符合学术的本性。”
有评论说，真正的分离，不在于行政人员不担任学术机构的职务，而在于行政人员不再从事学术研究，以及学术机构能不受行政权的制约独立进行学术管理、学术决策。
年内一些实行了“学术权和行政权分离”的高校，行政领导不仅依旧是重大课题的承担者、各种教育荣誉的获得者，而且依旧掌握着改革的评价权。这种行政领导说了算的改革，难有去行政化的实质。且不说“取消高校行政级别”这样的话题，在今年全国“两会”上就有教育界的代表和委员表现出抵触情绪。
有评论说，高校“去行政化”是一个大难关，闯不过去，就难以建立现代大学制度，更不要说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了。《纲要》中有关去行政化改革的要求，会不会成为“墙上第一挂”，有待进一步观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