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关注的，是中国大学的“问题”，以及背后的“理念”与“制度”；我对此有如下的追问——
现行体制下，对学校的学术、教学工作的组织、领导方式，存在着什么问题？
问题很多，最根本的就是仍然在用计划经济时代搞计划指标、群众运动的方式来组织、领导学术与教学工作。首先，规定在某个时间内“实现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这本身就是一个计划指标，是用对发展工农业生产的方式(而且有极强的计划经济印记)来规范学校教育，是根本违背教育、学术发展规律的，其结果只能是把这样的赶超计划变成形象工程、政绩工程，或者其实质也就在于此。
于是，又有了这些年十分盛行的“精品工程”，“造大船”，还有什么“誓师大会”，“春种秋收”等等层出不穷的花样。这也许正是中国特色：最喜欢用工、农业生产的词汇(“工程”、“造船”、“种收”)与战争词汇(“誓师”)来讲学术，这或许正是一种隐喻。
还应该指出，这种领导方式有一个背景，就是这些年国家加大了对学术研究的资金投入，这本是一件好事，但有些掌握了权力的官员就产生了“有钱不花，过时不用”、“国家的钱不用白不用”的心理，说穿了，这类学术工程有不少(当然不是全部)就是“花钱工程”，少说也是用纳税人的钱来买自己的政绩，这其间的弊端也是显见的。
学术研究是既不能像生产一样组织，也不能像时销商品一样讲速效的——至少人文学科是如此。 在我看来，领导学术的最好办法就是“无为而治”：只要有一个“宽容”的政策，营造一个“宽松”的学术环境与氛围，提供相对“宽裕”的生活与工作条件，放手让教师教自己的书，学者做自己的学问，积以时日，自会产生精品。
这些年中国内地学术水平下降与整体水平不高的症结在哪里？
学术水平滑坡的问题，原因当然是复杂的。比如说，这些年，在以教育作为产业的思想指导下，实行大学的扩招，其所产生的负面作用已经显露；对于教师来说，其直接影响，就是除少数大城市少数大学以外，绝大部分学校里的大部分教师都以主要精力来应付繁重的教学任务，同样是疲于奔命，根本不可能下工夫认真提高教学质量与科研水平。这背后也还有一个所谓“创收”的问题。
本来，提高教师的收入，使学术研究与教学工作获得基本的物质保证，是无可非议的。但当“创收”成为目的本身，也促使某些教师(包括一些青年教师)把主要精力放在“第二职业”的创收上，对科研工作敷衍塞责，粗制滥造，教学工作更是极不负责，引起了学生的强烈反映。另一面，当创收也成为学术研究惟一的动力时，也就同时导致了学术商业化的危机，花样百出的学术包装、炒作与学术腐败，制造了大量的假冒伪劣的学术“产品”，已经引起了人们的公愤。
从更内在方面看，这些年高校教师(特别是副教授以上的教师)生活水平有了较大的提高，如前所说，这本身是社会发展的一个结果，但也会产生新的问题。记得鲁迅曾经特地引用了裴多菲写给瓦·山夫人的诗句，对“苦恼的夜莺，而今沉默在幸福”里表示忧虑。
鲁迅当然不是主张学者与文人应该“越穷越好”，相反，他认为“余裕”(我理解是指有物质保证的精神的余裕)是文学与学术发展的必要条件。但如果沉湎于优裕的生活，“沉默在幸福里”，放弃或削弱了精神的更大关怀与追求，又确实会造成学者的精神软化，学术批判力、创造力与独立性的减弱，学术境界的狭窄化，使学术成为智力游戏，高雅生活的点缀，这样的来自学者自身精神危机的学术危机，是应该引起警觉的。
中国大学里的学者(至少是我所熟悉的人文学者，可能还不止人文学者)的精神与学术危机，还有一个方面也是不可忽视的。这些年，我们一直在高喊“与国际学术接轨”。在我看来，“接轨”的说法的科学性很值得怀疑，它很容易产生歧义与误解，很多人就是在这一口号下，将外国的学术界，包括西方汉学界理想化，绝对化，甚至产生新的迷信，以“中国学术的西方化、美国化”为目标，这不但会从根本上丧失学术自信力，而且有失去学术独立性的危险。这些年所出现的学术研究中的中国历史、现实问题的淡出，创造性思考的退化，将用中国的材料来证明西方某种流行的理论的有效性作为学术规范与追求的倾向，就充分显示了这样的危险。
在这样的学术倾向与气氛下，只能培育出“向中国贩卖西洋货，向外国贩卖中国货”的学术上的“二道贩子”，而且所贩卖的都是一知半解的劣质“产品”。这样的“学术”在国际交流中，是不可能得到严肃、认真的外国学者的尊重的。而且学术自主性的丧失的背后，是学术精神动力的丧失，学术创造力与想像力的匮缺。
当下中国大学盛行的“竞争机制”存在着什么问题？
有一个似是而非的说法：仿佛至今为止，中国大学校园内还没有竞争，因此，必须引入西方的竞争机制，以作为改革的突破口。然而，这是不符合事实的。每一个对当下中国大学稍有了解的人，更不用说我们这些校园中人，都会知道并感受到，这些年大学里的竞争不但十分激烈，而且已经形成了某些竞争机制。
评定与竞争大体上有这样几个方面：职称(教授、副教授、讲师)的评定与竞争；学科带头人、“人才工程”的成员……的评定和竞争；“硕士点”、“博士点”，重点学科，学术基地……的评定和竞争；不同级别(学校级、省市级、国家级)的科研项目的评定与竞争；不同级别(学校级，省市级，国家级)的评奖的评定与竞争……
其中的竞争机制则有以下几点：1.竞争确实和每一个人的利益“挂钩”：对个人来说，这直接涉及个人待遇与地位；对单位及各级领导，则是考核政绩的主要指标。2.有一个建立在等级基础上的量化的评价标准，如发表多少文章，特别是在核心刊物上发表过多少文章(有具体篇数要求)；出版过多少著作；获得多少、什么级别的学术奖；承担了多少、什么级别的研究项目，获得了多少基金等等。3.在评选过程中，虽然也有专家评审，但依然是以行政权力为主导的。4.越来越注意“与国际接轨”，而所谓“接轨”主要是指国际交流，如评基地、重点学科、博士点，通常都有一个指标，即召开过多少国际学术会议，接待过多少外国学者，有多少人、次参加国际交流，等等。
应该说，通过职称的评定，确实有不少具有真才实学的人得到了其应有的地位与待遇，这些年大学里的教师生活条件和研究条件的改善恐怕是有目共睹的，这也是国家经济发展的结果。但是否因此而调动了教师的积极性，则很难说，至少是没有预期的那样明显。
而现有的评选、竞争机制其负作用也是有目共睹的：就我所熟悉的人文学科而言，等级式的量化评价标准实施的结果，不但每一个环节都要开后门，这些年学术腐败的增长速度可以说达到了惊人的地步，而且助长了重量不重质的倾向，成批生产了大量的平庸之作，甚至是学术垃圾，完全败坏了学风。繁琐的评选与检查，各类表格成灾，使所有的被评审人、评审人，以及系与教研室的领导(他们有许多是业务骨干)，都疲于奔命；管理者的文牍主义、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被管理者(主要是学者、教师)的精力浪费都达到了惊人的地步。
而无数的名目繁多的学术会议，有许多是所谓“国际学术会议”(其实是请几位外国学者来撑场面，没有可能进行真正的学术交流)，更是使学者们忙于到处赶会，不但浪费了大量纳税人的血汗钱，而且助长了空谈的浮华之风，造成了虚假的“学术繁荣”景象，实际上是在制造学术泡沫。
更为严重的是，这样一种评价标准与机制，是压制学者的独立思考与批判力、创造力的，这是一种新的科举制度。一些真正想认真做点儿学问，并且特立独行，有自己的理想，学术见解与追求，而淡泊名利的学者，特别是他们中的年轻人(在我看来，这样的人才是中国未来学术的真正希望所在)，在这样的竞争面前，常常显得无能又无奈，而且经常是失败者。
而另一些人，则是如鱼得水，他们是学者中的“社会活动家”，或者根本没有学问，但极会公关，或也有点儿学问，开始阶段还下了点儿工夫，也取得了一些成绩，然后就通过广泛的社会活动，极力推销自己的产品，以取得最大报酬(经济的与政治的报酬)，通常情况下，还要“超值”。而这样的人，还往往被选中充当学术官员的接班人，一旦有权，就充分利用现有竞争体制，为自己捞取更大利益，同时拉帮结派，“武大郎开店”，排斥异己，压制才华高于自己的同辈或年轻人，有的甚至成了学霸。这样的“学术新贵”，人数并不多(尽管也有与时俱增的趋势)，目前尚处于萌芽状态或形成过程中，但很值得注意，他们很有可能成为我前面所说的也在形成中(或可能形成)的校园里独占资源的既得利益集团的重要组成部分。
摘自：《现代教育报》2004-1-21 (J-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