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以龙永图、李达昌、吴建民等省部级高官陆续淡出政坛担任教职事件为代表，“高官卸职从教”现象引起媒体关注。在媒体的分析中，笔者注意到乐观的成分居多。如12月5日《东方早报》的文章认为，官员卸职从教“事实上可看做是中国高级官员淡出政坛的第三条道路”，“也预示着公务员人事制度改革的一个方向”。12月6日《羊城晚报》刊发题为《为高官淡出辟绿色通道》的评论，称“在目前的情况下，这无疑是一条让官员下来的体面之路，是一个多赢的结局。”

笔者不太赞同这种分析。虽然这些说法并非全无道理，却过于片面过于乐观了。尤其“这是一个多赢结局”之说，在笔者看来却未必。

本文当然只讨论以前未曾任过教职的“高官从教”问题，不讨论类似李达昌（原四川省副省长）那种原本就是教授从政然后回归教职的情况。一般说来，官员从政是以决策管理为主；而在高校从教的教授或高层管理人员，却必以学术研究为主业为依托，必须要善于“传道授业解惑”。高官们当然都是极有见识的，知识水平也都很高，然而由于缺乏在“象牙塔”的长期浸润，其思维方式和知识结构能否胜任以学术见长的教职就很难说。“治政”与“治学”虽仅有一字之隔，在某种意义上却有万里之遥，这“第三条道路”其实是十分难以行走的。笔者愿意相信，一定有不少卸任高官都可能或顺利或艰难地完成这个“角色互换”，但成功率难以预期。搞得不好，会让这些卸任官员个人很痛苦，高校也会很无奈。故而，根据卸任高官的个人情况，偶有为之尚可，但若将此途径作为高官淡出政坛的“第三条通道”，笔者倾向于认为这是一种冒险的思路。试图用教授称谓的“体面”来冲淡卸任高官的落寞，说不定将是高教难以承受之重。

支持“高官从教”者还认为，“高官从政多年，影响力非一般教授可言，聘他们从教是一种符号意义，在高等教育市场化的今天，这就是一笔无形资产，他们就是号召力、竞争力”（《羊城晚报》）。这也让人不能苟同。“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乃谓有大师之谓也。”同理，大学也并不是“有大官之谓也”。其实，一所大学最重要的就是人文精神和学术气氛，这里只应该对学术界权威“高山仰止”，而不应该过于崇尚其他。试图借助卸任高官的“关系资源”来促进高校发展，有所得也必定会有所失———得到些许物质实惠，却失去更多精神风骨。

学术价值应是大学选材用人惟一的出发点。写到这里想起基辛格在哈佛大学碰钉子的故事。基辛格是何等著名的博士，出任国务卿之前就是哈佛大学教授。但当他卸任国务卿想回哈佛当教授时，却被哈佛拒绝，原因是他提出不上课的要求。假如我们为卸任高官开辟从教的“绿色通道”，是否也会让大学面临相似的尴尬？

无论如何，只看重卸任高官的“关系资源价值”而非学术价值，窃以为并不是对卸任官员的真正尊重。而拿高校的教授称谓或校（院）长头衔给卸任官员做“心理缓冲”，也并不严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