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大学的费用确实涨了不少，于是，钱成了很多人上大学的拦路虎。也因此，社会救助挺身而出。

2001年和2002年，西宁市共救助符合条件的城乡低保对象和灾区贫困学生1021人，发放救助金350多万元。由于救助资金投入机制不健全，救助工作得不到有效的资金保障，资金缺口近10万元。今年，西宁市贫困大学生预计将达到900人左右，需救助资金约315万元（《中国青年报》7月9日）。

由于资金来源问题，救助基金本身也陷入了需要救助的尴尬境地，所以，西宁市一些政协委员提出，对贫困大学生的救助，应逐步将无偿救助转为有偿救助，受助学生参加工作后应分批偿还救助金，以实现救助基金的滚动发展。

以钱助人者，总是羞于谈钱。但救助资金不是无本之木，也不是无源之水，钱于是成了继续救助的拦路虎。将无偿救助转为有偿救助，可能是为了摆脱救助基金的窘境而设想的，但却为从根本上解决贫困大学生上学问题提供了经济学上的思路。

家长为什么要全力以赴供孩子上大学？我想，首先是为了孩子将来能找个比较好的工作，能自食其力；其次才是想让孩子事业有成，在周围人的心目中有个好形象。

在农村地区，即使那些没有文化的人，即使那些仍然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为什么也愿意求亲靠友、东挪西借，供孩子上完高中上大学呢？原因更直接：首先，他们有信心，孩子将来一定能还清这些因为他上大学而欠的债务；其次，孩子大学毕业后，一定能挣回来更多的钱，改变自己的命运，也改变家庭的处境。

听起来可能有些俗，但必须承认，在人们心目中，差不多都是把上大学或供孩子上大学当做一种投资来对待的。

问题是，这种投资的主体应该是谁？

从中国教育体制来看，孩子7周岁上小学，经过小学6年、中学6年之后，上大学时应该是十八九岁的成年人了。从法律角度讲，父母对他的抚养义务已经完成。同时，上大学的直接受益者无疑是大学生本人，不论从法律上，还是按照“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上大学的投资主体都应该是大学生本人，而不是家长或者别人。这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上大学的费用应该由本人出面融资。二，投资的风险应该由本人全部承担。

这几天，我正在读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经济学家加里·贝克的一本书《生活中的经济学》，其中有些观点常引起我对身边一些现象的联想和思考。多年前，加里·贝克就说过：“即使不管社会地位及知识上所能得到的好处，念大学本身已经算是相当不错的投资。”他以美国为例，算过一笔明细账：大学毕业生在工作11年到15年之后的平均工资，比具有同等资历的高中毕业生多出60％。如果把这笔收入差额拿来和接受高等教育所需的成本相比的话，则其投资报酬率差不多在10％以上。

而在微利时代，10％的回报率足以让商人们眼红了。

其实，不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受过高等教育者总是处于竞争的优势地位。他们可能拥有更多的机会，而这种机会则意味着他们可能拥有更多的“利润”。为什么这几年大学连续扩招，仍然有人感到大学校门太窄？为什么大学生就业形势那么严峻，仍然有那么多人往大学里面挤？答案只有一个，就是利益驱动。

因此，对贫困大学生的救助就不应该是“免费的午餐”。

西宁有关人士提出应该将无偿援助转为有偿援助，这对挽救捉襟见肘的救助基金来说，可能是一个好办法，但却不能从根本上满足所有大学生自主完成大学学业的需求。惟一的办法是，商业银行应该进一步扩大和完善助学贷款业务，帮助更多大学生完成人生旅途中的第一次投资。当然，为了降低银行的借贷风险，政府机构和高等院校应联合起来，建立大学生信用体系和跟踪网络，督促和监督他们在完成学业之后，及时归还银行贷款。

应该相信，总的来说，从大学毕业生比高中毕业生所多得到的额外利益中，抽去上大学时所付出的“成本”，不会存在支付上的困难。

顺便说一句，政府和社会的无偿救助资金，应该用于贫困地区的九年制义务教育，应该用在那些渴望上学却上不了学的儿童们身上。

摘自: 《中国青年报》 （7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