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史是教育史、学术史，也是心灵史，精神史。大学不仅传承着学术薪火，也展示着一种情怀，表达着一种梦想。大学的魅力是内在的，解读大学的沧桑需要一种“招魂”的勇气。考量大学史，无疑是在追问：“你从哪里来？你要到哪里去？”陈平原先生近年来在治文学史之余，对大学史进行了一番追究，对大学的真精神热切地呼唤，对隐藏在校庆热后面那种名至而实不归的危险给予了提醒，对大学校格和校魂的失落进行了批判。在《中国大学十讲》一书中，我们不难看到在陈平原先生的大学叙事中，浸染着激情和理想。

中国的大学是道地的舶来品，而非传统“大学之道”的承继。反传统成为中国大学的传统。百年中国的大学史也就是传统与现代、西学与中学相互冲击碰撞的历史。高深学问与叛逆思想并存，特立独行者与保守正统者同行。大学的特性在于它的包容性和多样性。大凡著名的大学，都有几个怪才作为标志性人物。大学风格的形成从来都不是靠模仿获得的。近代中国的大学遵照的是欧美教育模式，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又移植了苏联办学方式，原发精神的匮乏和社会动荡的冲击使得中国大学的精神气脉并不生动鲜活。可怕的是，讲求实用，鄙视玄虚，使得大学精神不再纯粹。

功利教育虽然能够赢得短暂的利益，却无法获得永恒的荣耀。大学的价值正是在于它的“无用”，在于对形而上的迷狂和对玄思的沉醉。学术理想具有排他性，容不得你见异思迁，斜枝旁逸。高尚学术人格的养成需要丰厚的教育土壤和坚韧的精神专注。“机械化”、“凡庸化”的教育只能出产单面的学术人。大师所确立的不仅是一个知识高度，更是一个道德高度。大师的魅力在于建构于渊博的学识之上的精神修养。大学精神传统的演变往往是以大师的影响为界限的。亲耳聆听大师上课的一代学子和后世的校友精神气质迥异。从接受学的意义上讲，大学之大，不仅仅在大师，更在仰慕、热爱和追随大师的弟子。大学的任务是培育学生对伟大人物身上的伟大思想的敬畏和求知兴趣。那些对大师无动于衷的学生，那些只认准托福和比尔·盖茨的大学生，其内在精神与大学传统是格格不入的。

商业时代，是一个急于求成的时代。商业侵扰激活了学术霉菌的繁衍。学术腐败，实质上就是学术商品化失控的结果。把学术的直接目的定位在赚取金钱和名利上，必然会加速学术的物化。用学问来兑换金钱，从表面上看，不值得大惊小怪。商业社会，除了金钱，还有什么东西更能衡量学术和知识的价值呢？但这个提问本身就是对学术的一种误解甚至侮辱。

大学是讲究精神立场的，无论是坚持还是否定都是精神力量的一种展示。爱德华·W·萨义德说：“知识分子总要有所选择：不是站在较弱势、代表不足、被遗忘或忽视的一边，就是站在较强势的一边。”大学的人文关怀和立场选择是基于自我良知和学术人格，而非趋利避害的算计。在公理和正义面前，大学拒绝暧昧，拒绝沉默，拒绝献媚。

陈平原先生告诉我们，老大学的生命力之所以旺盛不仅仅在于它们拥有深厚的文化学术传统，更重要的是，它们能够在变幻莫测的政治经济形势中保持自己的主见，形成自己的态度。当然，大学的坚硬只是一种内力，一旦与社会现实发生碰撞，就会变得不堪一击，这对于大学精神的保全是一种莫大的威胁。

《文汇报》2003-06-05